英語學習:論漢語和英語的陰陽性

石修堂 王山 張世鋒

摘 要：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陰—陽”視角對英漢語言—文化系統(tǒng)進行考察后，筆者發(fā)現(xiàn)陰陽性不僅表現(xiàn)在兩種語言的字、詞、句、篇的層面上，也表現(xiàn)在語用層面及與語言和語言使用相關的文化層面上?？傮w來看，英語多呈“陽”性，而漢語“陰”的屬性重一些。筆者認為，兩種語言—文化系統(tǒng)所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陰陽性，歸根結底是兩個民族不同的思維習慣、思維方式使然。

關鍵詞：漢語；英語；陰陽性

引言

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們通過對浩大、復雜的世界進行洞察，總結出了既對立又關聯(lián)的各種事物和現(xiàn)象，如天地、日月、晝夜、寒暑、男女、雌雄、上下、單雙等，并以哲學的思想方式歸納出了“陰”和“陽”這一對相互對立的概念。陰陽是一種既宏大又化繁為簡的世界觀，思想家們把矛盾運動中的萬事萬物歸結為陰陽兩個元素相互作用、相互結合的結果。陰、陽是兩個對立的范疇，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拓展后的陰陽概念已超越動物的雌雄性別范疇，比如視活躍為陽，文靜為陰；剛為陽，柔為陰；快為陽，慢為陰；熱為陽，冷為陰；明確為陽，模糊為陰；張揚為陽，內斂為陰；奇數(shù)為陽，偶數(shù)為陰等。值得讀者注意的是，本文討論的“陰陽性”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概念，與部分語言（如法語、德語）的陰陽性詞形變化指的不是同一個東西。

借助陰陽觀，我們可以分析、對比漢語、漢語文化和英語、英語文化的相關特征，這對于國內的英語課堂教學不無裨益。石修堂、楊瑛（2012）從英漢語言符號的特點、英漢語態(tài)度表達方式、英漢句式的特點（形合、意合及奇偶性）談了二者的陰陽性，認為英語多屬陽性而漢語則多方面表現(xiàn)為陰性，“兩種語言中其實陰陽成分都有，只是多少的問題，甚至不排除英語中的某個層面‘陰性比漢語的還突出一些。陰陽也不分優(yōu)劣，只是各自的特色罷了?！毕挛闹?，筆者擬從“語言文字”（語言符號本身）、“語言使用”（語用層面）、“觀念或行為模式”（文化層面）三個層面對二者的陰陽性再作一番論證。

語言文字

眾所周知，漢字是象形文字，俗稱方塊字；英文則是拼音文字。前者最小的書寫單位為筆畫；相對應的，后者則是字母。構成漢字空間架構的筆畫有棱有角，顯得剛硬、尖銳，而字母則圓潤得多（26個字母中，大寫時顯得比較剛硬、尖銳的有15個：AEFHIKLMNTVWXYZ，小寫時則只有3個：vwz）。就這一點而言，漢字顯示出了“陽”性，英文則“陰”柔一些。英語字母有大寫和小寫兩套寫法，而漢字筆畫只有單一的書寫形式（各種字體筆畫的不同表現(xiàn)與英語字母的大小寫不是同一個層次上的問題，例如楷書的“丿”“丶”和隸書的“丿”“丶”并沒有本質的不同），從奇偶角度看，也是“漢陽英陰”（有人可能會說，漢字有繁體和簡體的區(qū)別，但那是近幾十年才有的事，何況英語單詞也有“繁簡體”，如bicycle和bike、versus和vs；再說，繁、簡與字母的兩套寫法是不同性質的兩個問題，繁與簡是文字最小獨立體的結構問題，而字母的大小寫是最小書寫單位的形式問題）。再者，“聲音”和“字形”為語言符號的兩種基本形式。漢語的強項在于書寫，走的是“形—義”路線；而英語的文字只是記錄語音符號的符號，形不表義（筆者認為eye姑且可算僅有的例外），但其強項在于以音表義，走的是“音—義”路線。漢字的“形”是實在的、可見的，相對固定且可存留；而英語的“音”是相對“虛無”的，稍縱即逝、不可捉摸的。從這個角度看，漢語也因其“實”而顯“陽”性，而以聲音為交際主流媒介的英語則顯示出了比較明顯的“陰”性。在語音上，漢字一字一音節(jié)，毫不含糊，可謂足夠單獨、明晰，而英語中，除了少量單音節(jié)詞之外，更多的是雙音節(jié)及多音節(jié)單詞；縱以單音節(jié)單詞論，也有諸如mar、Marx、must、musk或head、bread、spread等元音相同或相似，但單詞兩頭“附帶”的輔音各異的現(xiàn)象。從“聽”的角度來看，顯然漢語的發(fā)音更加干脆，字與字之間的語音邊界更清楚。而大量英語單詞的發(fā)音在音節(jié)前后還會“裹挾”一些輔音音素，詞與詞之間也存在大量的連讀現(xiàn)象，表現(xiàn)出“拖泥帶水”“模糊不清”的特點。就這方面而言，兩相比較，也是“漢陽英陰”。漢語是典型的聲調語言，“陰、陽、上、去”分得清清楚楚、十分明確，讀起來抑揚頓挫、“有棱有角”；英語是音勢敏感的語言，一個單詞的發(fā)音往往因其所處語境的需要而在語調上表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升降差異，可謂“模糊”“多變”“飄忽不定”。這又是一種漢陽而英陰的情況。

當然，漢陰而英陽的情況也不少見，石修堂、楊瑛（2012）舉出了多個例證。下面我們再作些補充。在語料庫語言學中，要想對英、漢語進行研究，就得先對英、漢語料進行處理，其中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是分詞（segmentation）。由于英文單詞與單詞之間是隔開的，每個詞都是獨立的（甚至單詞內部的字母都是獨立的，不像漢字的構成部件之間存在交叉、包含的關系），分詞工作比漢語的輕松得多。漢語中，例如“恒大生死戰(zhàn)后防中堅復出”這樣的語句，如果不事先進行分詞，電腦就沒法準確識別是“戰(zhàn)后”還是“后防”。漢語字詞乃至筆畫是“粘”在一起的，界限是模糊的，也正因如此，現(xiàn)實生活中才會有把“林昆”讀成“木棍”（橫讀）或“林日比”（豎讀）的笑話出現(xiàn)。按照陰陽概念來看，英文單詞界限清楚明了，屬陽，而漢字界限相對模糊，屬陰。不論是從書寫還是發(fā)音層面來看，漢字都是向內收斂的。例如“語”字中的“言（讠）”“五”“口”并沒有呈線性展開排列，而是緊湊地“聚”在一起，讀起來也只有一個音節(jié)“yǔ”而不是先后三個音節(jié)的組合。英語單詞的構成部件則是橫向排列并向兩頭延展的，例如與“語”相對應的單詞是“l(fā)anguage”；最極端的例子之一當數(shù)由establish可以派生出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反廢除英國國教主義）這么長的單詞來，足可見得其向外“擴張”的特點。就這一點而言，也是漢陰而英陽。再者，漢字的同音字非常多，這相當于說，在漢語里，一個語音單位之下有諸多漢字“聚合”在一起，而存在這種“聚合”關系的英語單詞（即同音詞）為數(shù)不多，因為英語單詞更多的是由不同的音節(jié)乃至音素組合而成的。這個現(xiàn)象跟英語的單詞和漢語的單個漢字的書寫形式和語音構成方式形成了某種同質異形的類似關系，如“l(fā)anguage”和“語”。聚合是一種“內收”，而組合則具有“向外”延展的特點。由此可見，這方面依舊是漢陰而英陽。

據(jù)姜望琪（2005）介紹，Li和Thompson在深入研究了“主題”和“主語”這對貌似相同的概念后指出，漢語為主題顯著（topicprominent）語言。英語則是主語顯著（subject-prominent）語言，在漢語里處于主導地位的不是主—謂（subject-predicate）關系，而是主題—評論（topic-comment）關系。主題是篇章概念，主語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句內概念。前者能在篇章和跨句范圍內得到最好的解釋，后者則要從它在句子結構中的功能角度去解釋。曹逢甫把主題和主語嚴格地看成不同語法層面的概念：主題屬于篇章層面，其影響力可覆蓋數(shù)個句子（具體止于何處，無法明斷）；主語屬于句子層面，其影響力只限于句內動詞短語。因此，他主張把漢語稱為篇章取向（discourseoriented）的語言，英語則是句子取向（sentence-oriented）的語言。學界多人持有類似的觀點。我們認為英語的句子取向體現(xiàn)了英語國家文化注重個體價值的思維特點。易中天（2006）也進行過如是總結：西方文化的思想內核是個體意識。因而，在語言結構上，英語文化就呈現(xiàn)出屬于句子層面的主語比較突出的特點，分析或理解起來不必太多依賴上下文。而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中文則表現(xiàn)出篇章取向的特點。以陰陽觀審視之，英語句子相對比較獨立，欲嵌入其他句子，則必須將其“降格”處理成各種從句、小句、分句；亦即，一個句子不論多長，始終只能有一個主句作為“主心骨”，恰似“一山不容二虎”。如此“單獨”，如此具體而明確，屬于陽性的表現(xiàn)。而在主題顯著的漢語中，多個句子可“無限”排列，句際界限相對模糊，這是陰之屬性。

由上可知，在語言文字層面，英語和漢語可謂陰陽兼具。值得一提的是，有時候筆者所得結論之間，包括與石修堂、楊瑛（2012）所得結論之間，看似矛盾，實乃大家觀察兩種語言文字的角度不同而已，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

語言使用

從語言使用層面，我們也能窺見英漢陰陽屬性的差異。首先體現(xiàn)在姓名的使用上。不論是在書面語還是在口頭語中，英漢排列順序恰好相反：英語中個人的given name在先，家族的姓氏在后；地址的使用也是如此，個人的、具體的地址在前，間接的、“集體的”地址在后，而漢語表達則是“集體的”、間接的、模糊的在前，具體的、直接的、明確的在后。這除了說明英語文化重視個體價值之外，還能體現(xiàn)英語直接、明確的陽性色彩和漢語間接、陰性的特征。其次，在日常交際中，英語母語者的表達方式更為自信、張揚，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則表達更為謙虛、內斂。面對來自他人的夸獎，說英語的人回答“Thank you”，說漢語的人回復“哪里，哪里，還差得遠呢”，孰陰孰陽，不言自明。再者，書面的漢語多用駢偶句，譬如律詩、對聯(lián)等，從句數(shù)來說，一般都是偶數(shù)（陰），但每一行的字數(shù)多為奇數(shù)（陽）。而在英語中，即使我們也能找出許多偶數(shù)句的format，其中的對仗句也是屈指可數(shù)（陽），但英語在修辭上也有頭韻法，這是一種并列（陰），例如time and tide、practice and proficiency、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等。由此可見，陰陽元素在語言使用中的分布是漢陰而英陽，但也并非絕對。

在態(tài)度表達方面，我們通過英語It-句型及其漢語翻譯的信息布局可以看出，英語更直接、漢語更間接?，F(xiàn)代英語中，能表達態(tài)度的除了It-句型中的主位化評論句的主位成分外，還有語言人際功能的語氣概念中的限定成分。限定成分從三個方面對命題（proposition）的有效性（validity）實施“管制”：時態(tài)（tense）、歸一性（polarity）和情態(tài)（modality）。下面三個例子說明了這三者是如何表現(xiàn)說話人的態(tài)度的：

（1） It was time for him to go to work. 他該去上班了。（用is，則語氣不夠重）

（2）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用了否定詞）

（3） He might come. 他可能會來。（換will則語氣不同）

漢語沒有時態(tài)和情態(tài)，都是借詞匯來實現(xiàn)的，與英語無可比性。但就歸一性，英漢是有一定差別的。所謂歸一性，就是在肯定與否定中進行選擇?？隙ū磉_時，英漢并無二致。但表達否定態(tài)度時（大多數(shù)時候會出現(xiàn)否定詞），漢語傾向于盡可能將否定詞靠后放置，而現(xiàn)代英語則相反。這在英語否定轉移的原型形式（prototypical form）及其翻譯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如：

I dont think what he said yesterday is true. 我認為他昨天所說的是不真實的。

英語句子中，否定詞否定的是主句的謂語動詞，而對應的漢語句子中“不”則置于內包句之中。這說明在表達否定態(tài)度時，英語的特點是更直截了當（陽），而漢語相對更含蓄一些（陰）。這與主位化評論句及其翻譯中英漢態(tài)度的展現(xiàn)順序是不謀而合的，說明英漢語言使用中關于態(tài)度的表示存在一定的傾向性。

另外，歇后語是漢語中特有的一種表達形式。它一般由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用人或事物構成一個形象的設喻，好像謎面；后一部分是對前一部分的設喻加以說明、解釋，指出本義所在，恰如謎底，形成前呼后應的“二元”整體，例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英語中則不見此等表達模式。還有，漢語文化里不論說話或做事，總是有兩套互相對立的說辭、規(guī)則（通常人們都會遵守對自己有利的那一套）。例如勸人不要投降就說：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勸人投降則說：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節(jié)或識時務者為俊杰。甘做奴才時，就說：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不甘做奴才時，就會一副鐵骨錚錚的樣子：人活一口氣，樹活一張皮。這樣的俗語、諺語例子還有很多：

（1）明人不做暗事?！?兵不厭詐。

（2）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3）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拔了毛的鳳凰不如雞。

（4）一分耕耘一分收獲。←→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5）有緣千里來相會。←→不是冤家不聚頭。

（6）人挪活，樹挪死。←→滾石不生苔，轉業(yè)不生財。

（7）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開弓沒有回頭箭。

（8） 人往高處走。←→ 爬得高，摔得重。

（9）退一步海闊天空?！M路相逢勇者勝。

（10）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百無一用是書生?！?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11）金錢不是萬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

（12）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姜還是老的辣。

（13）小心駛得萬年船。←→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

（14）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5）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

（16）大丈夫能屈能伸。←→士可殺，不可辱。

（17）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鲇倌喽蝗?。

（18） 知足常樂?！?不思進取。

（19）樹大招風?！?敢為天下先。

（20）兔子不食窩邊草。←→肥水不流外人田。

（21）盲人摸象←→ 一葉知秋

漢語中的此類“對稱”表現(xiàn)，與漢語中多駢偶的特點形成了某種心理層面上的暗通關系，體現(xiàn)的是一種“陰”性色彩。英語里，意義相對或相反的諺語、俗語也偶有所見，但在我們所能找到的范圍內，不如漢語多，何況下面的漢語翻譯有一部分本身也是漢語中“對稱”現(xiàn)象很好的例證：

（1）Look before you leap. 三思而行?！?He who hesitates is lost.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2）If at first you dont succeed， try again. 如果一開始你沒有成功，再試一次。←→ Dont beat your head against a stone wall.別把頭撞在石墻上（別白費力氣）。

（3）Abse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人不見，心愈念。←→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眼不見，心不煩（心不念）。

（4）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兩人智慧勝一人；一人不抵二智；人多智廣；集思廣益。←→Paddle your own canoe. 劃你自己的獨木舟；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5）Haste makes waste. 欲速則不達；緊行無好步；忙中有錯?！?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歲月不等人；歲月無情；節(jié)令不等人；光陰一去不復返。

（6）Youre never too old to learn. 活到老學到老?！?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沒法讓老狗學新把戲；很難讓人們改變他們的方式。

以上談論了語言文字及語言使用兩個層面的英漢陰陽性的表現(xiàn)，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與語言及語言使用緊密相關的文化乃至思維方式上英漢的陰陽表現(xiàn)。

觀念或行為模式

語言之下是文化，文化之下是思維，這三者互相包含、互相體現(xiàn)、互相塑造。簡而言之，文化是一個社會所有觀念和習俗的總和（Nida，1993）。這個定義雖然籠統(tǒng)，但比較全面。觀念存于大腦之內，屬于心智世界；習俗則是觀念的外化，是現(xiàn)實世界中可以被看見的人們的各種行為模式。一內一外，涵蓋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英漢是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化體系，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的觀念及行為模式必定有諸多差異，一文之內不可能全部盤點清楚。在此，我們只能挑選進入我們視線之內的幾個方面來談一談。當然，不能說世界上只有英漢文化的二元對立，其他語言文化的陰陽性表現(xiàn)需另作研究；也不能以英語國家文化代表西方文化，只能說英語語言文化是西方語言文化體系中比較典型的一個分支，或者說，英國是西方世界的一個重要成員，西方是整體，英國是這個整體的局部。出于方便，下文中多以整體之“西方”來涵蓋局部之“英國”。

首先，眾所周知，西醫(yī)的特點，用我們的俗話說就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很直接；而中醫(yī)理論講究整體觀念，主張人體是有機的整體、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統(tǒng)一，主張辯證論治。在個體格斗技藝方面，西方有拳擊，直來直去；中國有武術，套路深、招式多，聲東擊西、變幻莫測。戰(zhàn)場上，西方人更習慣用陣地戰(zhàn)（對攻模式），最近又發(fā)展出了“定點清除”的戰(zhàn)術（“擒賊擒王”的現(xiàn)代表述），這都是直接、不繞彎的進攻方式；而中國人很早就歸納出了三十六計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其中也包括“擒賊擒王”—— 可謂陰中有陽），諸如“圍魏救趙”“金蟬脫殼”“暗度陳倉”等，靈活多變、深不可測。在繪畫方面，傳統(tǒng)中國畫講究留白，講究虛實結合、明暗呼應，追求模糊的效果（多為追求意境）；西洋畫則以“寫實”為特點。具體到對畫中人物的處理上，中國畫追求人與景物的“和諧搭配”，因此畫中人物一般都比較小（小則模糊，屬陰），甚至只起到點綴的作用；而西洋文化因注重人體的美，畫中人物一般都比較大而突出（突出則明顯，屬陽）。另外，相對而言，中國社會重情義，西方社會重契約，情義是“柔軟”的，而契約則更“堅硬”一些；中國人說話做事都喜歡模糊處理，崇尚中庸，而西方人對物、對事喜歡分析，追求精確。就文化中的語言系統(tǒng)而言，已有很多英漢對比研究表明，英語的語法呈顯性、剛性，重形合、理性，強調客體意識；漢語的語法呈隱性、柔性，重意合、悟性，強調主體意識。英語里被動語態(tài)和非人稱句用得比較多，以凸顯客觀性（客觀性與穩(wěn)定性、明確性相關，屬陽），而漢語里被動語態(tài)和非人稱句的使用相對較少（潘文國，1997；連淑能，1993）。人際交往中，中國人一旦熟悉之后，喜群居、好從眾，崇尚人與人“打成一片”（界限模糊）；西方人則注重私人空間的保留（即使是夫妻、父子、朋友之間），追求個體的獨立（界限清楚）。但在與非熟人的交際中，亞洲人又更傾向于使用“獨立”的禮貌面子方略（face politeness strategy of independence），即歸納式的語篇方略，這是對交際參與者的獨立性的一種尊重，是一種謙虛的姿態(tài)；而西方人更可能會使用“參與”的禮貌面子方略（face politeness strategy of involvement），即演繹式的語篇方略，強調自己的主張，同時設想對方也對自己的主張有同等的認同，這顯示出了一種外向的心態(tài)（Scollon & Scollon，1995）。以儒家文化為底蘊的中國文化里有一個說法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勸人謙虛、內斂，克制自己的法則，是對“獨立”型禮貌面子方略的典型刻畫；相對應的，以基督教文化為底色的西方文化里，人們信奉的黃金法則是“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翻譯過來，相當于“己所欲，施于人”，這也是“參與”型禮貌面子方略的生動寫照。后者顯然比前者更積極、主動、外露。

雖然Scollon & Scollon（1995）告誡人們不能戴著“文化定勢”的有色眼鏡來研究跨文化交際，否則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錯誤，忽視同一文化中個體之間的差異和不同文化成員之間的相同之處，但從概率上來說，英語和漢語文化個體成員的交際模式還是傾向于體現(xiàn)各自的文化特征或民族文化性格的。他們也承認，不論是在口頭交際還是書面寫作里，西方都比較偏愛演繹結構（a deductive structure），即讓要點或主題盡早出現(xiàn)的一種修辭策略，而亞洲人偏愛的則是把要點或主題延后推出的歸納模式（an inductive pattern）。演繹型語篇方略的表現(xiàn)是開門見山、直奔主題，先亮出觀點、態(tài)度，再論證或解釋；而歸納型語篇方略則顯得比較含蓄、間接，在引入主題之前先要“旁敲側擊”一番。這與上文關于英漢某些句式體現(xiàn)了說話人不同的態(tài)度的論述是吻合的。

Scollon & Scollon（1995）綜合了交互社會語言學、人類學、語用學、社會心理學、交際民族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對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在交際中語篇方略的差異進行了多層面的分析。Scollon & Scollon（1995）把“語篇”定義為個體之間的交際，并認為亞洲人和西方人在交際時容易產生誤解的原因就在于他們習慣采用的語篇方略存在差異。語篇方略之所以存在差異，又與交際中的東、西方不同的人際關系有關，具體來說就是交際中的一方對對方角色或面子的期待各不相同（“It is this difference in expectations on participants roles， or face， which leads to the frequently observed difference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opics in Asian and western discourse.”）。Scollon & Scollon（1995）基于一些民族志學家的觀點進一步指出，亞洲的人際關系多表現(xiàn)為等級性（縱向）。由于受到儒家學說（講究長幼尊卑的秩序性）的影響，他們在交際之初往往會先弄清楚對方的年齡、受教育程度、社會或經濟地位、人生經歷、親情關系、政治派別等。也就是說，亞洲人在共事（哪怕是完成一次交際事件）之前，習慣于先根據(jù)各方已有的“資本”（虛的）進行排序；而西方社會很早就進入了實用主義話語體系（the utilitarian discourse system），在這種語篇體系中生活的人，頭腦里“裝滿”了一整套很實在的價值觀念，其中一個便是“自由和平等的個體是社會的基礎（The free and equal individual is the basis of society.）”，因此，交際中的西方個體的語篇方略的基礎便是其頭腦里人人平等的觀念。既然平等（橫向），那就意味著共事之前或之初無法或無需排序，因為事前能用來排序的資本是均等的或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此其組織相對松散，近乎一群“烏合之眾”或“游兵散將”。他們以為排序的資本就只能是事后的實績（事實上的成績）了。如此一縱一橫（與東、西方文字傳統(tǒng)書寫方式吻合），一虛一實，極具陰陽特色。

易中天（2006）在他自稱為“隨筆體學術著作”的《閑話中國人》中也有一些關于中西文化差異的描述：“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或規(guī)律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方式或生活方式，總是體現(xiàn)著這個民族的文化性格。比方說，中國人見面鞠躬作揖，是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內向；西方人見面握手擁抱，則是因為西方人的性格‘外向。外向，所以伸出手去握別人的手；內向，所以伸出手握自己的手。這就正如中國人吃飯用筷子夾，是向內用力；西方人吃飯用叉子戳，是向外用力。一向外，一向內，故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是‘十字架，中國文化的象征物是 ‘太極圖，一個從一點出發(fā)向四面擴展，一個由兩極構成在圈內互動?！毕蛲庥昧?，是陽的表現(xiàn)；向內用力，乃陰的特征。

給小費是發(fā)端于英國、而后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個重要習俗。小費的一個重要功用是對服務者表示感謝。只是這個感謝不只是掛在口頭上，而是用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金錢）來表達，并且是即時發(fā)生的、明確兌現(xiàn)的，這使得服務員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系更加直接。在我國，餐館里消費過程中服務員提供的服務一般都被理解成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顧客所付價錢被視為已包括一切，服務員所得報酬需“繞道”老板之手，且數(shù)目不定。一直一繞，一實一虛，體現(xiàn)了兩種商業(yè)模式的陰陽特性。

西方人在商品實價之上加上一個貌似比較“虛”的小費，且該不該給、何時給、給多少都是比較難確定的，而且各地各行業(yè)的小費標準還有差別，所以有人干脆把小費視為西方社會的一個“潛規(guī)則”。但中國人認為在購物或消費時所支付的商品價錢已經包含了服務費，是不帶小費的“明碼實價”。這體現(xiàn)了“說一不二”的明確性，在這一點上，中國人遵循的是“顯規(guī)則”，所付價錢是“一次性”的，這是陽；而西方的小費如此“模糊”、不確定，實價之上還有一個頗具彈性的小費，這是陰的表現(xiàn)。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換個角度看，我們會發(fā)現(xiàn)，西方人將商品價值和服務價值分開，一是一，二是二，這不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明確嗎？同時，這也符合了西方人的分析型思維特點。相反，中國人把服務價值和商品價值糅合在一起，不也構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模糊嗎？同時，這也符合了中國人“整體綜合式思維的傳統(tǒng)” （黃勇，2007；張義桂，2016）。

另外，中國古代也有類似于小費打賞（地位高者給地位低者的犒賞）的現(xiàn)象，但與西方的小費（雙方人格平等）比較起來，西方的小費更明確、更“硬性”一些。西方雖無明文規(guī)定，但通常而言，不給小費還真不行（輕則遭人白眼，重則引起交際紛爭，甚至遭媒體曝光），且有相對固定的大致比例和額度。而打賞，因隨意性、臨時性大，強制性弱，所給額度更是沒有約定俗成的標準。兩相比較，也是西陽而中陰。

文化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很難做到面面俱到。但從以上所述之種種文化表現(xiàn)來看，以英語及其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偏向于陽的多一些，而身在東方的漢語及其文化則陰性比較明顯。

結語

總而言之，陰陽性表現(xiàn)在漢語和英語兩種語言的字、詞、句、篇的各層面上，也表現(xiàn)在其語用層面及背后的文化層面上。雖然兩種語言、文化也都具有陰陽特點，但分布并不均勻，總體來看，還是英語多呈“陽”性而漢語“陰”的屬性重一些。這與石修堂、楊瑛（2012）的結論指向是相同的。兩種語言—文化系統(tǒng)所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陰陽性歸根結底是兩個民族不同的思維習慣、思維方式使然。至于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兩個民族的思維習慣和方式的差異，則需要我們從學科領域進行更多的挖掘、分析。

為師者皆知，外語教學離不開目標語語用知識和文化的傳授，否則學生所學到的外語就不地道，使用過程中就很容易出現(xiàn)“語用失誤”（pragmatic failure），如此必將無法勝任跨文化交際的任務。所以我們當前的英漢語言—文化對比研究對于中國語境下的英語課堂教學是一種必要的準備。

參考文獻

Nida， E. A. 1993.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Scollon， R. & Scollon， S. W. 199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Thompson， G. 2000.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黃勇. 2007. 英漢語言文化比較[M].西安： 西北工業(yè)大學出版社.

姜望琪. 2005. 主題、主位與篇章——評《篇章回指的功能語用探索》[J]. 外語教學與研究， （5）： 387—392

連淑能. 1993. 英漢對比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潘文國. 1997. 英漢語對比綱要[M]. 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石修堂， 楊瑛. 2012. 論漢語之陰和英語之陽[J]. 凱里學院學報， （4）： 139—141

易中天. 2006. 閑話中國人[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張義桂. 2016. 中西方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差異及成因[J]. 文史博覽（理論）， （6）： 44—47

石修堂，凱里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中西語言文化對比等。

王山，凱里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民族文化翻譯、英語教學法。

張世鋒，凱里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語篇分析與翻譯實踐。

*本文為凱里學院2019年校級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項目“基于自建語料庫的《創(chuàng)新大學英語》教學方式創(chuàng)新研究”（課題號：JG202007）的階段性成果。

以上有關英語學習:論漢語和英語的陰陽性的內容，來自《英語學習》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