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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天譴》啟示錄

所屬教程:英語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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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8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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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瘟疫文學文本通過探討瘟疫本身的擴散以及人在瘟疫暴發(fā)期的行為反應來深度揭示人性。本文以菲利普·羅斯的封筆之作《天譴》為例,探討文學如何幫助人類理解自身局限,避開可能的災難或減輕災難的影響程度。通過分析小說中描述的各種實例,本文總結(jié)了瘟疫發(fā)生的歷史反復性、人類恐懼的必然性,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對瘟疫經(jīng)歷者進行心理疏導的必要性。瘟疫的可怕不僅在于它本身的致命殺傷力,還在于其引發(fā)的諸多心理問題。這些心理問題就像另一場瘟疫,能擴大病毒的殺戮潛力,也會讓經(jīng)歷者形成長久的心理創(chuàng)傷。本文也將結(jié)合J.M.庫切對該書的評價,進一步分析小說主人公的處境,試圖理解他的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心理。

關鍵詞:菲利普·羅斯;《天譴》;瘟疫文學;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

毛姆(1940)曾說:養(yǎng)成閱讀的習慣等于為你自己筑起一個避難所,幾乎可以避開生命中所有的災難。在Covid-19病毒肆虐、各國頒布禁足法規(guī)之際,隔離在家的人們有更多的時間用于閱讀,特別是讀文學作品中對瘟疫的哲學思考,從中找到些許應對瘟疫的精神武器。在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瘟疫總是一個無法擺脫的幽靈,天花、霍亂、斑疹傷寒、黃熱病、白喉、肺結(jié)核——每一種傳染性疾病在給人類留下死亡陰影的同時,也都在改變著歷史。古今中外,有許多文本都包含著瘟疫敘事,較早的有14世紀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談》、18世紀英國作家笛福的《大疫年紀事》;當代著名的作品有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的《鼠疫》。中國現(xiàn)當代也有一些關于瘟疫等疾病傳播的文本,比如畢淑敏的《花冠病毒》等。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人也留下了很多專門介紹瘟疫治療的古代醫(yī)書文本,比如: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明代吳有性的《溫疫論》等,其中一些中醫(yī)藥方在當下的抗疫治療中仍然會被使用。這些文本的目的不外乎兩個:一個是展現(xiàn)瘟疫流行時暴露的人性;一個是提供對付瘟疫的具體方法。

《天譴》(Nemesis)(該書目前尚無中譯本)作為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的封筆之作(首次出版于2010年),在英語世界擁有廣泛的讀者群體。筆者第一次閱讀該書是因為庫切所寫的書評。庫切對此書的評價很高,在他2017年出版的文集中,每一篇文評都討論了一位經(jīng)典作家,而且基本都是早已去世的作家,比如:笛福、霍桑、歌德、福樓拜、托爾斯泰、貝克特、帕特里克·懷特等,而菲利普·羅斯是當時該書中唯一一位仍然在世的美國作家。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庫切對羅斯的重視。庫切(2017)特別關注《天譴》一書的情節(jié)構(gòu)思,他認為此書的一個巧妙之處在于主人公巴基身份的變化——從逃離疫區(qū)的人,轉(zhuǎn)變?yōu)橐咔榈囊l(fā)者。而那些在度假地、遠離城市里正在流行的病毒困擾的人,其實只是天真地以為自己是安全的。庫切將此書與羅斯其他三本“天譴”系列的小說(《謙卑》《凡人》《憤怒》)放在一起,指出這些作品中有一個共同的悲劇性規(guī)則:最微小的失誤可以導致悲劇性的后果。

該小說的故事敘述分三部分。前兩個部分的時間背景是疫情發(fā)生的1944年夏天,地點是美國的紐瓦克(Newark)。主人公是23歲的巴基·坎托(Bucky Cantor)。因為視力不達標,他不能應征入伍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他在一所中學找到一份體育教師的工作,在不知道自身可能攜帶脊髓灰質(zhì)炎病毒的情形之下帶著學生們一起鍛煉。后來巴基在女朋友的要求下去了她所在的夏令營駐地工作,結(jié)果那里也暴發(fā)了脊髓灰質(zhì)炎疫情,而他被確診為無癥狀病毒攜帶者。第三部分則發(fā)生在將近30年之后的1971年,巴基與他昔日的學生阿尼·梅斯尼科夫(Arnie Mesnikoff)重逢,而阿尼被他傳染病毒而終生身體殘疾。讀者可以從這個學生的視角重新了解巴基的心路歷程。巴基的失誤在于,他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是病毒攜帶者,因此在體育鍛煉時傳染了自己的學生;之后,他被愛情驅(qū)使,聽從了女朋友的勸說,離開紐瓦克,去了夏令營駐地所在的度假勝地陪伴她,結(jié)果導致了那里脊髓灰質(zhì)炎疫情的暴發(fā)。本文將順著作者的思路,從脊髓灰質(zhì)炎這種傳染病在紐瓦克的流行延展開去,探究文本可以給讀者提供的經(jīng)驗。

瘟疫的反復性

《天譴》的開篇短短幾段對脊髓灰質(zhì)炎的背景和發(fā)展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盡管紐瓦克的脊髓灰質(zhì)炎傳染病開始于1944年夏天,作者也提到1916年該傳染病已經(jīng)在美國暴發(fā)過,但關于脊髓灰質(zhì)炎在地球上存在的時間段和地點,絕不僅僅是1916年或是1944年的美國。脊髓灰質(zhì)炎侵擾人類已有幾千年的歷史,甚至在已出土的古埃及王朝石板畫上都有對小兒麻痹病人姿態(tài)的描繪。脊髓灰質(zhì)炎病毒主要侵犯兒童,感染者的癥狀包括發(fā)熱,全身不適,嚴重時肢體疼痛,發(fā)生分布不規(guī)則和輕重不等的弛緩性癱瘓,這也是為什么它的俗稱是小兒麻痹癥。這種病不僅感染兒童,成年人也會因感染發(fā)病而導致殘廢?!短熳l》開篇第三段就介紹了一位著名的脊髓灰質(zhì)炎感染者——美國總統(tǒng)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病例,以及他所發(fā)起創(chuàng)建的全美最大的防治脊髓灰質(zhì)炎基金會。原來,羅斯福不僅僅是帶領美國人民抗擊大蕭條和法西斯的功臣,也是促成脊髓灰質(zhì)炎疫苗研發(fā)的推動者。關于羅斯福創(chuàng)建的基金,在美國歷史學家戴維·M.奧辛斯基(David M. Oshinsky)2005年出版的獲得普利策獎的書籍《他們應當行走:美國往事之小兒麻痹癥》(Polio, An American Story)中曾有介紹。從某個角度看,羅斯福的感染讓美國民眾真切感到傳染病并非如他們所認為的那樣只會感染貧民窟里的孩子。當時39歲的羅斯福精力充沛,體格強健,家境富有,似乎不應該感染這種病。就美國而言,僅從一本小說或一個歷史文本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傳染病在20世紀上半葉不斷困擾著美國人的生活。無論美國人當時有著怎樣的階級和地位差異,他們都對脊髓灰質(zhì)炎束手無策。

另外,也是在《他們應當行走:美國往事之小兒麻痹癥》這本關于美國脊髓灰質(zhì)炎歷史的著作中,作者提到,富蘭克林·羅斯福感染脊髓灰質(zhì)炎的1921年,恰恰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發(fā)的尾聲期間,而他本人很可能也感染過西班牙流感。“1918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期間,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艘遠洋客輪上生了病。整個旅程他都躺在床上,意識模糊,渾身發(fā)抖。他還得了雙側(cè)肺炎,差點喪命。”(奧辛斯基,2015)書中提到的一個數(shù)據(jù)值得人們反思:當時“死于西班牙流感的美國軍人多達44,000人,幾乎相當于戰(zhàn)死的人數(shù)(50,000人)” (奧辛斯基,2015)。瘟疫與戰(zhàn)爭其實就是“孿生兄弟”,《天譴》把這對孿生兄弟同時納入小說的時代背景:一個是紐瓦克的脊髓灰質(zhì)炎的大流行,一個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主人公因為自己不能參加二戰(zhàn)而自責,并希望在抗擊脊髓灰質(zhì)炎的過程中有機會展現(xiàn)自己的英勇。嚴格地說,瘟疫比戰(zhàn)爭更傷人、更殘忍。戰(zhàn)爭中,士兵還可以舉手投降,繳槍不殺;瘟疫根本不給人類求饒討命的機會。比如在這部小說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巴基的好友戴夫毫發(fā)無損地從歐洲戰(zhàn)場回到了美國,而巴基卻仍在康復醫(yī)院里,因為脊髓灰質(zhì)炎而外貌受損、身體殘疾。瘟疫對人類的折磨從未停息過,它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也影響著整個人類歷史的走向,決定著文明的興衰、社會的更迭和人類的遷移,同時給作家提供了一個沉重的、帶有集體記憶的主題。

恐懼的必然性

紐瓦克人對脊髓灰質(zhì)炎充滿了恐懼,根源在于他們不了解這種傳染病,不知道它的源頭以及如何防治。對于任何未知的危險,人們的恐慌反應是必然的,而恐慌會讓人失去理智,于是哄搶、謠傳和歧視就會出現(xiàn)。紐瓦克人先是表現(xiàn)出對動物的恐懼。蒼蠅、蚊子、鴿子、貓、狗都被懷疑是病毒的載體和傳播源。當?shù)匦l(wèi)生防疫部門專門開展了清除街頭所有野貓的行動。接著是對其他人的恐懼。在這座城市里,人們的想法以及孩子被警告的預防傳染的說法讓人讀起來似曾相識:“人們所知道的是,這種疾病具有高度傳染性,只要與已感染者靠近,健康的人很可能就會被傳染。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隨著城中確診案例的增長,人們的恐懼也隨之增長。我們附近的許多孩子被父母禁止使用附近歐文頓奧林匹克公園的大型公共游泳池,禁止去當?shù)亍渌娪霸嚎措娪?,禁止乘坐公共汽車進城,或去威爾遜大街看我們的聯(lián)盟球隊——紐瓦克熊隊在魯珀特球場打棒球。我們被警告不要使用公共廁所或公共飲水器,也不要喝別人汽水瓶中的飲料,不要和陌生人玩耍,不要從公共圖書館借書,不要觸摸、使用公共電話,也不要在街頭小販那里購買食物,吃飯之前一定要用肥皂和水徹底清潔雙手。我們吃水果和蔬菜之前一定要將其洗凈,如果有人看著有病或抱怨任何脊髓灰質(zhì)炎癥狀,一定要與其保持距離。”(Roth,2010)

這種對其他群體的恐懼和猜忌最典型的體現(xiàn)是對病毒最先暴發(fā)區(qū)域人群的歧視和謠言,而謠言和不公平對待發(fā)展到某種程度就會引起相關群體的抗爭。比如,當紐瓦克意大利人聚居的貧民區(qū)被認為是病毒的發(fā)源地而備受歧視之后,這一區(qū)域的意大利裔居民,特別是易沖動的年輕人開始反抗。一群意大利裔青年開車到猶太人聚居區(qū)學校的體育場挑釁,朝著過道吐口水,口口聲聲說要傳播病毒。對于這樣的惡意挑釁,作為在場的體育老師,巴基勇敢地直面和驅(qū)趕他們,并在他們走后用熱水和氨水清洗過道。但巧合的是,之后學校有兩個學生感染,接著兩天之內(nèi)又增加了11例病例,所有的人都認為是意大利裔青年向他們傳播了病毒。在這個時候,巴基希望制止這種沒有被證實的謠言。他冷靜地告訴居民那是心懷不滿年輕人的鬧劇,并沒有病毒傳染。巴基和女友的父親斯坦伯格醫(yī)生談論當時人們的恐慌,以及對無端指責的困惑。醫(yī)生對他說的一句話成為該書想傳遞給讀者的一個重要信息:在對抗病毒的過程中“恐懼越少越好,因為恐懼讓我們失去人性,恐懼讓我們退化,你和我的工作就是讓這些恐懼變得更少。”(Roth,2010)作為智者,這位醫(yī)生知道,有的時候,恐懼可能會變得比病毒還可怕。而且,他也是一個敢于正視恐懼和人類局限性的人。他告訴巴基:“你被現(xiàn)在所發(fā)生的事情嚇到了,但是強有力的人也會被嚇到。你必須了解,我們當中許多比你年齡更大、經(jīng)驗更豐富的人也會對此感到震驚。身為一名醫(yī)生,無法阻止這種可怕疾病的蔓延,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痛苦的?!保≧oth,2010)

心理疏導的必要性

巴基在疫情期間努力帶領學校的孩子進行體育鍛煉的原因有兩個。除了作為體育老師,帶孩子強身健體是他的職責以外,另一個原因是他也渴望像那些去戰(zhàn)場的同伴一樣為國家英勇出力,對待病毒絕不能恐懼和退讓。小說中有許多篇幅描寫了巴基因為視力不達標而不能入伍的惆悵。也就是說,做好體育教師的工作是給他帶來心理滿足的重要內(nèi)容。在整個抗擊傳染病的過程中,他可能感到過恐慌,但是確實做到了沒有退縮。如果把巴基比作一個戰(zhàn)士,他確實在努力做一個英勇無畏的戰(zhàn)士。但是梳理巴基的一生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是一個非常需要心理疏導的人,在不同的階段,如果有更好的心理疏導,他的生活可能會更美好。小說的第三部分通過師生將近30年后的重逢與交流,充分展示了瘟疫經(jīng)歷者可能存在的嚴重心理問題及其導致的長期影響。

巴基對阿尼講述了自己從出生開始就經(jīng)歷的各種“錯誤”。他的母親在生他的時候去世;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偷,也是一個賭徒。所以盡管他的祖父母待他很好,但是童年母愛的缺失、父親的不負責任等經(jīng)歷自然讓他產(chǎn)生痛苦和無力的感覺。然而在生活中,巴基仍舊會努力做到最好。到了青年時代,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努力和回報完全不成正比,他遇到更多沮喪的事情,也就有了更多可能自責的機會。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前文提及的,在當時,他的同齡人都去參軍打仗了,而他因為視力不佳只能羨慕那些英勇奔赴戰(zhàn)場的同伴們。同伴所能擁有的榮譽是巴基想而不得的東西。也正因如此,他希望在后方多發(fā)揮力量。作為體育老師,盡管有家長反對,他仍然在疫情流行期間賣力氣地領著學生們鍛煉,希望通過強身健體來抗擊疫情的擴散。所有這些行為都是他努力抗衡自責心理的體現(xiàn)。在那個時候,需要有人讓他明白,不能參軍不是他需要自責的問題。在小說中,能夠成功與他溝通并疏導他心理的是女友的父親。他理解巴基的行為,并肯定他的積極作用,即幫助大家消除恐懼。

巴基離開學生和暴發(fā)疫情的城市去女友所在的夏令營駐地,并非要躲避病毒傳染。從頭到尾,他都在勇敢無畏地與病毒抗衡。當他的女友最初要求他接受夏令營駐地的工作時,他斷然拒絕;但是之后因為得到了女友父親的首肯,可以與女友結(jié)婚,這意味著另一個愛與家庭的大門將向他打開,他作出了改變。他的家庭責任感出現(xiàn)了,他有義務照顧他的未婚妻,經(jīng)營他的未來生活。恰巧在這時,他因為自己班里兩個孩子感染病毒而被家長責難。兩個因素促使他決然地和校長說要辭職去女友那里。不了解情況的校長當然會認為他是臨陣脫逃,而他帶著不被校長理解的復雜心態(tài)去了夏令營駐地。

在心理學家看來,一個人童年時期形成的行為方式對其影響極深。如果有童年陰影,那這陰影可能會籠罩一個人的一生。巴基兒時的經(jīng)歷就是他人生的第一道陰影;青年不能參軍是第二道陰影;第三道陰影來自他在瘟疫暴發(fā)期的經(jīng)歷。因為對愛和家庭的渴望,他決定跟隨女友到夏令營駐地。然后,他將遭受更大的心理打擊。巴基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無癥狀病毒攜帶者,包括他在學校帶領學生們運動的時候,但是他自己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覺得自己可能是無癥狀感染者的情況發(fā)生在他到達駐地之后。因為就是在他到達之后,那個本來沒有任何病例的地方出現(xiàn)了感染者,而且是與他有密切接觸的學生。他馬上坦誠地將自己的猜測告訴了駐地醫(yī)生。經(jīng)過檢測,他的猜測被證實。兩天之后由于病毒發(fā)作,他被送入醫(yī)院治療。巴基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區(qū)域原因,他所去的醫(yī)院還沒有到人滿為患的程度。在治療中,他目睹了更多的孩子如何遭受疾病的侵襲,自己也經(jīng)歷了14個月的治療與恢復期。在這期間,他的女友對他不離不棄,仍舊希望與他組建家庭,共同生活。他則完全放棄了向女友求婚的計劃,盡管女友和家人都敞開胸懷接納他,但是他還是退縮了,冷冷地拒絕了女友的懇求。他一輩子沒有結(jié)婚,也沒有再回到自己曾經(jīng)工作過的學校。按照他對阿尼解釋的原因,他覺得自己就像“傷寒瑪麗”,在沒有任何癥狀的情況下傳染了十幾個孩子。他的這些心理和表現(xiàn)是心理學研究中典型的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Schiraldi,2000)。

這種自我懲罰的行為是常人不容易理解的,但是溯源巴基的成長過程,這種結(jié)果又是一種必然。分析這種病態(tài)的自責情結(jié),其根源在巴基兒童時代就埋下了種子。比如,他在兒童時代的無力感讓他更容易產(chǎn)生自責傾向。這種過度的自責也將損害他對自身正面、積極的評價,讓他面對生活時變得更加悲涼、敏感和郁悶。讀者明白巴基的自責是沒有必要的,他的母親是生他的時候死去的,但是生他與否不是他本人可以決定的;他的父親偷盜也不是他的影響所致;不能參軍當然不是他的錯。但是,當事人巴基將這些痛苦和恥辱的經(jīng)歷積累了起來。到了最后,巴基又經(jīng)歷了瘟疫的暴發(fā),目睹了同醫(yī)院那么多病人的悲慘遭遇,聯(lián)想到自己曾經(jīng)感染的十幾名兒童,包括女友的妹妹,他的自責感揮之不去。與女友結(jié)婚的快樂憧憬仍舊敵不過他對自己的人生否定,所以他才會拒絕和女友結(jié)婚生子。另外一個可能的拒婚原因是他對渴望而不得的愛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恐懼感。他渴望母愛,但母親去世了;他愛女友,但是也恐懼會因此連累女友。當然也有可能他正是出于愛自己的女友,而不希望自己的殘疾有損她完美的生活。小說中,他一直是根據(jù)自己的想法行事,而讀者可以看到,很多時候他其實應該打開心房,聽一下別人的勸解。他的學生阿尼是一個努力幫他疏導心理的人。作為一個被老師感染的學生,他沒有怨恨,他關心老師的狀況,陪他聊天,提醒他不要把自己放到替罪羊的位置,希望他從自責的心態(tài)中走出來。

小說中最值得稱道的人物是巴基女友瑪西婭的父親,他對人性的理解和瘟疫期間大眾心理的把握十分到位。作為醫(yī)生,除了專業(yè)醫(yī)療知識以外,他的睿智話語是小說的亮點。同時,他也是給過巴基許多心理慰藉的人。當巴基聽說兩個感染死去的孩子的媽媽責難是因為他領著孩子們鍛煉導致這樣的結(jié)果,他很焦慮,但是女友的爸爸安慰他:“處于巨大痛苦,或者遭遇疾病的不公時,人會變得歇斯底里,他們會口不擇言。但是孩子們踢球不會讓他們得病,是病毒讓這些孩子們得病。我們可能還不太了解脊髓灰質(zhì)炎,但是我們了解人類。”他還說過一句話:“責任感放錯了位置是有害的。”(Roth,2010)這句話對巴基的心理疏導本應該發(fā)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它點出了巴基心理問題的實質(zhì),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當時的巴基并沒有聽明白,他仍舊固守自責情結(jié),還沒嘗試就先行放棄自我肯定,導致沒有勇氣走出來去迎接愛情和家庭。

庫切(2017)在書評中對巴基有一個非常敏銳的評價。他認為,“對于巴基而言,他做出導致他開始犯錯的決定的那個瞬間,他是看不清楚的?!睅烨羞€將這個情節(jié)與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類比,因為兩部小說中有同一個主題——對抗瘟疫斗爭中的領導者并不知道,自己就是瘟疫的引發(fā)人。《俄狄浦斯王》中,由于俄狄浦斯在不知情中犯下了“弒父娶母”的大罪,瘟疫與饑荒降臨忒拜城。他帶著臣民向神祇求解,希望找到瘟疫的源頭。結(jié)果,先知提瑞西阿斯讓他意識到自己早已經(jīng)陷入了弒父娶母的不幸命運——被他殺的拉伊俄斯是他的父親,已經(jīng)與他結(jié)婚生了女兒的伊俄卡斯忒是他的母親。最后他刺瞎自己的眼睛,放棄王位遠走他鄉(xiāng)?!短熳l》中的主人公也曾經(jīng)希望作為一個引領者,通過帶領著學生們一起鍛煉、強身健體抗擊瘟疫;而最終卻像俄狄浦斯一樣,痛苦地發(fā)現(xiàn)自己其實是病毒的引發(fā)與攜帶者。兩人都曾心懷理想與抱負,努力做到最好,但是等來的結(jié)局卻都是要為自己不知情時犯下的錯誤終生備受心理煎熬。如果我們并置這兩部作品以及更多類似的小說,從高處俯視,能看到更多的真相:當主人公為并非自己所犯的錯誤而感到自責時,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仍在犯錯。

誠然,閱讀文學作品并不能幫助我們徹底打敗病毒,但能幫助我們冷靜地思考如何面對它,避免重蹈覆轍,明白只有通過互相的理解和幫助才可能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少受一些傷害。《天譴》通過巴基這個人物提醒社會關注感染者,特別是無癥狀感染者的心理健康。這種心理關注不僅應該貫穿疫情發(fā)生的過程——患者在最初發(fā)現(xiàn)自己可能感染時,會有焦慮情緒;在早期醫(yī)療信息資源不暢時,會恐慌甚至憤怒;如果自己把家人或朋友感染了,會感到內(nèi)疚與自責;即便是病愈,也會考慮會不會遭受別人的歧視和排斥,給別人帶來麻煩。在疫情發(fā)生之后,心理關注也應該長期持續(xù)。比如在《天譴》中,即便疫情過去了將近30年,即便巴基沒有經(jīng)歷愚昧殘酷的社會歧視,即便他看似是一個獨立且平靜的人,他卻已經(jīng)完全封閉了自己的人生。他是一個遭受過嚴重心理創(chuàng)傷且未愈的個體,需要專業(yè)人士的心理疏導。從某個角度說,一場大的瘟疫之后,整個社會都會遭受PTSD影響,需要心理關注和引導。沒有任何人可以單槍匹馬地解決所有的問題,也不可能不受制于任何外部影響而始終保持穩(wěn)定的狀態(tài)。與“天譴”系列的其他三本小說一樣,《天譴》里的巴基不是超人,而是像我們一樣的凡人。雖然承受著人生的種種失落和遺憾,我們?nèi)匀贿€要往前走,用各自不同的方式驅(qū)走黑暗的心魔。羅斯對于瘟疫的哲學思考的最美之處在于小說的結(jié)尾。他用很長的篇幅描述年輕的巴基在體育場上優(yōu)美有力地將標槍投向遠方,那種美感讓巴基看起來是不可戰(zhàn)勝的。不論瘟疫繼續(xù)存在與否,不論未來還要忍受多少命運的艱辛,人類需要和有能力追求的是生存的美感。

參考文獻

Coetzee, J. M. 2017. Late Essays: 2006—2017[M]. London: Harvill Secker.

Maugham, W. S. 1940. Books and You[M]. London and Toronto: Hein bv emann.

Roth, P. 2010, Nemes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Schiraldi, G. R. 2000.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ourcebook: A Guide to Healing, Recovery, and Growth[M]. Los Angeles: Lowell House.

戴維·M. 奧辛斯基. 2015. 他們應當行走:美國往事之小兒麻痹癥[M]. 陽曦,譯.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王敬慧,倫敦商務孔子學院中方院長,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澳研中心執(zhí)行主任。

以上有關英語學習:《天譴》啟示錄的內(nèi)容,來自《英語學習》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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