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諾威家族是新貴,而不是天生的君王家族。他們之所以掌權,不是因為戰(zhàn)功卓著或政權地位高,而是因為他們是一位新教國王的遠房后代。他們大多數(shù)是頭戴假發(fā)、面敷脂粉的小人物,無足輕重,既不會管教子女,也不敢對議會提意見。正因為如此,他們共同推動了議會政府的進程,而且遠比亨利三世以來任何國王所起的作用都要更大。喬治們主要關心的是他們的情婦和打牌,在其他事情上任由國家自由呼吸和成長。其結(jié)果是,政治家不再小心侍奉國王,而是具有獨立的政治人格,深受政黨、民意、選民和經(jīng)濟力量的影響,這些使政治具有了新的重要意義。
1714年,時年54歲的喬治一世(1712—1727年在位)抵達倫敦,人們對此松了一口氣,但卻沒有表示出任何熱情。喬治一世不怎么會說英語,只來過英格蘭這片新領土一次,他表示“不喜歡這里”。他自認為幫了英格蘭一個忙,使王位免于落入斯圖亞特家族之手。他是一位漢諾威獨裁者,將妻子囚禁在城堡里達30年之久,只因為她同一名朝臣私通,這名朝臣也慘遭殺害并被肢解。除去妻子后,他帶來了兩名情婦,一胖一瘦,被稱為“大象”和“柱子”,她們每晚輪流陪他打牌。新朝臣們在新的漢諾威廣場建造房屋,采用老家的裝飾圖樣。喬治一世的兒子喬治?奧古斯塔斯(George Augustus)討厭父親,他在倫敦斯特萊莊園(Leicester House)和性情活潑的妻子卡洛琳(Caroline)建立了一個單獨的宮廷。她稱漢諾威為“糞堆”(dunghill)。如果說在此之前國王的威嚴,更不必說神圣性,尚對英國人存有少許吸引力,那么這種吸引力也隨著漢諾威的到來而消失了。
喬治一世經(jīng)常不在倫敦,這為內(nèi)閣帶來了獨立和地位。內(nèi)閣會議由資深大臣主持,斯坦諾普親王(Lord Stanhope)成為“首席”,此外粗獷的諾??说刂髁_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出任財政大臣。1715年,“老僭王”詹姆斯?斯圖亞特在蘇格蘭掀起叛亂,內(nèi)閣面臨著挑戰(zhàn)。阿蓋爾公爵(Duke of Argyll)代表政府,趕在叛亂分子南下斯特靈之前阻截他們,詹姆斯一回到蘇格蘭,便不得不逃回法國。所謂的“1715年叛亂”還沒開始便結(jié)束了。
和威廉一樣,喬治一世認為王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英格蘭國內(nèi)的支持解決本國國內(nèi)矛盾。1715年登基后舉行選舉,托利黨人因為被懷疑有同情詹姆斯二世黨人的嫌疑被打敗,輝格黨人再度執(zhí)政。雖然輝格黨一貫支持戰(zhàn)爭,可黨內(nèi)在如何支付過去戰(zhàn)爭費用以及是否支持喬治一世參戰(zhàn)的問題上產(chǎn)生了意見分歧。國債升至5000萬英鎊,沃波爾辭去財政大臣一職。1720年,為了償還國債,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依照《烏得勒支和約》被授予了貿(mào)易壟斷權。這導致了對該公司股份的瘋狂投機,內(nèi)閣官員公開贊揚股份的價值,結(jié)果錢都落在了自己口袋里。在幾周時間內(nèi),南海公司價值100英鎊的股份飆升至1000英鎊,子公司的股份也迅速膨脹。據(jù)說當時幾乎不可能在倫敦買到一輛四輪馬車,信貸繁榮達到如此地步。
同年9月,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破滅,舉國震驚。成千上萬的人傾家蕩產(chǎn),他們大多是倫敦市民,議會不得不宣讀《取締暴動法》(Riot Act)。斯坦諾普親王在上議院突然中風,當場死亡。郵政大臣鋃鐺入獄,財政大臣(不再是沃波爾)也被關進監(jiān)獄。有人提議將以股份抵押貸款的銀行家們“綁起來放在裝滿蛇的袋子里,然后扔進陰沉沉的泰晤士河”。
1722年,沃波爾重新成為輝格黨領導人,他也是英國歷史上執(zhí)政時間最長的反戰(zhàn)政府的首腦。他身軀龐大,喜歡飲酒,生活奢華,他和托利黨人一樣,反對花費高昂的軍事行動。因此他下令降低土地稅,并向各方保證半獨立的漢諾威國王統(tǒng)治下的輝格黨政府不會破壞既有秩序。沃波爾最初是財政大臣,他是首個被稱作“首相”(primeminister)的英國大臣。政府將地產(chǎn)發(fā)展項目中的一座市內(nèi)房屋贈給了他。這座房子離懷特霍爾不遠,其所在街道被命名為唐寧街。他頗為明智地堅持這座房子自此以后與首相一職相掛鉤。
圖中描繪的是在倫敦皇家交易所發(fā)生的“南海泡沫事件”。這場金融危機促成了沃波爾成為英國史上首位“首相”。
沃波爾的政治座右銘是“莫惹是非”(Let sleeping dogslie)。政府債務被轉(zhuǎn)移到償債基金中來,政府制定政策避免戰(zhàn)爭和促進貿(mào)易?!拔植柡推狡凇北灰暈橛⒏裉m的黃金時代。蒲伯(Pope)、斯威夫特(Swift)、笛福和約翰遜用機智風趣的語言記錄了當時的政治生活。洛克(Locke)和貝克萊(Berkeley)的哲學闡述了自由主義觀點。政治對話的范疇開始從宮廷和議會向知識分子精英大范圍擴展。在宗教領域,受《宗教考察法》保護的英國國教缺乏生氣,這催生了約翰?衛(wèi)斯理(John Wesley)的“衛(wèi)理公會派”(Methodist)講道,他自稱“劫后余生的人”,存在的目的是激勵英國國教發(fā)展。喬治一世時期社會環(huán)境怡人,新的中產(chǎn)階級對波?納什(Beau Nash)在公共集會場合所提倡的向上社會流動很感興趣。與此同時,杜松子酒價格便宜,窮人也可以借酒澆愁。18世紀70年代,倫敦11區(qū)每區(qū)都有一家杜松子酒酒館,人們“可以花一便士喝醉,花兩便士喝個爛醉”。18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倫敦人口史上唯一一次停止增長的時代,當時大約有70萬人。在1736年之前,《杜松子酒法令》(Gin Act)向酒館征稅和發(fā)放經(jīng)營許可證,對消費起到了抑制作用。
波?納什開設的浴場標志著一種全新的在貴族階級和富裕中產(chǎn)階級之間的社會流動性。
滿載藝術品從大旅行(Grand Tour,指舊時英國貴族子弟遍游歐洲大陸)歸來的貴族掀起了風格之戰(zhàn)。一邊是英國巴洛克風格,以范布勒、霍克斯莫爾(Hawksmoor)和吉布斯(Gibbs)為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布萊尼姆宮、霍華德城堡(Castle Howard)和倫敦東部的“安妮女王”教堂。另一邊是意大利帕拉第奧風格,以柏林頓爵士(LordBurlington)及其門徒科倫?坎貝爾(Colen Campell)和威廉?肯特(Willian Kent)為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倫敦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的伯林頓府(Burlington House)和泰晤士河畔的奇茲威克府(Chiswick House)。有“英國斗牛犬”(British Bulldog)之稱的畫家威廉?荷加斯(WilliamHogarth)諷刺意大利帕拉第奧風格建筑來自外國,缺乏活力,不過這種風格在18世紀風靡英國建筑領域。同樣,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漢德爾(Frederick Handel)的德國移民激發(fā)了英國音樂界的生氣,漢諾威朝廷對他青睞有加。
1727年,喬治一世去世,沃波爾與舊王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或許是他被變節(jié)者喬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免職的原因。不過他和新王后卡洛琳關系不錯,并且把王室??罨ㄔ谡蚊擞焉砩?,因此他的地位幾乎是不可撼動的。喬治二世比父親喬治一世更受歡迎,但他漸漸變得懶惰和暴躁,他和王后都憎惡自己的兒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一如他父親曾厭惡他一樣。有一次,王后看見弗雷德里克在大街上走,她說道:“我希望地面此刻開裂,把這個畜生打入十八層地獄?!睗h諾威家族的人無法做到和藹可親,哪怕對自己人。
沃波爾,擅長政黨政治,他是促成下議院在政府中地位得到顯著提高的首位英國首相。
喬治二世缺乏個性,不過他不失為一位行事謹慎的君主。在有關憲法的事情上,他“看誰敢做我親身證明不恰當?shù)氖隆?。他和沃波爾講和,沃波爾繼續(xù)執(zhí)政了15年。沃波爾邀請肯特在諾??藶樗藿撕陚サ幕纛D莊園,他為這座莊園搜集了一批藝術品,一部分是用自己的薪水,一部分是賒賬購得。1728年開演的《乞丐歌劇》(Beggar’s Opera)大受歡迎,劇中諷刺了沃波爾,他也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一書中財政大臣弗里姆納普(Flimnap)的原型。1734年,他在王后面前夸口說:“夫人,今年歐洲有5萬人被殺,但沒有一個是英國人?!?/p>
最終使沃波爾煩惱的正是他強烈反對的外國冒險主義。西班牙海盜騷擾倫敦的遠洋貿(mào)易,商人們向沃波爾施加壓力,要求他采取行動。年輕的議會演說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要求英國向西班牙開戰(zhàn),此舉令年邁的馬爾堡公爵夫人大悅,她死后給皮特留下了一大筆遺產(chǎn)。1738年,沃波爾和西班牙達成和解,不過雙方對執(zhí)行的意見分歧導致了1739年戰(zhàn)爭的爆發(fā)。這就是人所共知的“詹金斯的耳朵戰(zhàn)爭”(War of Jenkins’s Ear)。英國船長羅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稱自己的一只耳朵被西班牙人割掉,皺巴巴的耳朵被呈交給議會。沃波爾認為全民的好戰(zhàn)情緒令人不快,他表示:“他們現(xiàn)在斗志激昂,可是他們很快就會愁眉苦臉?!边@場戰(zhàn)爭和新一輪西班牙和法國的敵對狀態(tài)并無二致,1741年大選之時,首相長期的優(yōu)勢地位有所減弱。1742年,沃波爾沒有通過不信任動議,只好回到上議院,據(jù)說他的落敗是當時首次發(fā)表的童謠《誰殺死了知更鳥?》(Who KilledCock Robin?)的材料來源。
新政府仍由輝格黨人主宰,輝格黨當時的領導人是紐卡斯爾公爵(Duke ofNewcastle)佩勒姆兄弟(Pelham brothers)。據(jù)說他們兩兄弟有“掌權的天賦,卻沒有治國的才能”。曾在漢諾威擁有絕對權力的喬治二世哀嘆自己在倫敦缺乏權威:“大臣們是這個國家的國王,我在這兒什么都不是?!庇行┤松踔料MB國王都當不成。1745年,“老僭王”的兒子波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再次在蘇格蘭豎起反叛的大旗。蘇格蘭高地人一呼百應,組成軍隊南下迎擊英格蘭國王,按說這也是他們的國王。英國政府派坎伯蘭公爵(Duke of Cumberland)迎戰(zhàn)查理?查理領兵一路來到英國中部德比,由于缺少當?shù)厝说暮魬?,查理最終失敗??膊m公爵將查理趕回蘇格蘭,一直趕到蘇格蘭北部的因弗內(nèi)斯(Inverness)。1746年4月,在可洛登(Culloden)的戰(zhàn)役打響,查理臨陣脫逃,他的貼身保鏢稱他為“該死的意大利懦夫”。
蘇格蘭高地叛軍兵力不敵。他們“像野貓一樣”拼死反抗,但卻節(jié)節(jié)敗退,死傷無數(shù)。蘇格蘭人遭受屠殺,他們的家族權力終結(jié),他們的格子呢著裝被禁止,他們的領導人被處死或囚禁起來。查理逃之夭夭,從此在法國和意大利過著動蕩的流亡生活??膊m公爵因冷酷無情被人送上“劊子手”(Butcher)的綽號,不過大多數(shù)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松了一口氣,曠日持久的斯圖亞特爭斗終于畫上了句號。
原先反對紐卡斯爾公爵所領導輝格黨政府的平民百姓如今簇擁在威廉?皮特身邊。他頭腦聰明,口才流利,冷淡超然。他在倫敦大街上的反法演講深受歡迎,他與威爾士親王弗雷德里克和萊斯特莊園一派私交甚好,因此喬治二世極不想對他委以官職。皮特反對撥款繼續(xù)與法國交戰(zhàn),這更使他成為喬治二世的眼中釘。在1743年的在德廷根(Dettingen)的戰(zhàn)役中,喬治二世甚至成為最后一位親自上戰(zhàn)場指揮作戰(zhàn)的英國君主,他以59歲的高齡翻身下馬,手持寶劍朝敵軍沖去,最終英軍獲得大捷。
1746年,皮特的地位再也不容小覷,他被委任為財政大臣。由于皮特拒絕收受賄賂,這振奮了同僚們的士氣。紐卡斯爾公爵仍是政府首腦,皮特卻成為政府策劃人和下議院掌舵人。他的政策非常明確。他一直反對沃波爾的不抵抗政策,也同樣反對歐洲戰(zhàn)爭。他不喜歡常備軍,既因為他們花費高昂,也因為他們給政界注入好戰(zhàn)性。他聲稱,“我們應該用資金和船只支持歐洲大陸的盟友”,不過“鼓勵大量英國人以戰(zhàn)爭為業(yè)對我們的自由而言是危險的,也會破壞貿(mào)易”。
歐洲以外的世界截然不同,而在英國,皮特十分有闖勁兒。1756年,米諾卡島(Minorca)被法國奪走,大量民眾涌上大街要求英國為奪回該島而戰(zhàn)。皮特在一片激昂的戰(zhàn)爭情緒中初露鋒芒,一舉成名。他被譽為“偉大的下院議員”(Great Commoner),堪稱第一位真正受歡迎的政治家。約翰遜博士認為“沃波爾是國王給予民眾的大臣,皮特則是民眾給予國王的大臣。”
1756年至1763年之間的七年戰(zhàn)爭(Seven Years War)波及全球,被認為是第一場真正的“世界戰(zhàn)爭”。矛盾的源頭在歐洲大陸,基本上是與腓特烈大帝統(tǒng)治下日益崛起的普魯士結(jié)盟的英格蘭,和法國、西班牙和俄國三國同盟之間的矛盾。戰(zhàn)爭很快蔓延到這些勢力在美洲和亞洲發(fā)展迅速的交易站。英國的立場和國王相同,明確支持普魯士,這表現(xiàn)在很多酒館以普魯士國王和盟軍將軍格蘭比侯爵(Marquis of Granby)命名。皮特盡量避開這場戰(zhàn)爭,向普魯士提供資金和一些軍隊,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海軍和海外。
威廉?皮特,伯爵,他在歐洲、印度、美洲部署的全球戰(zhàn)略為大英帝國奠定了基礎。
在印度,莫臥兒王朝瓦解,一位法國將軍約瑟夫?迪普萊(Joseph Dupleix)趁機從英國東印度公司手中奪取馬德拉斯(Madras),從而控制了印度南部大部分地區(qū)。迪普萊勢如破竹,直到被時年23歲、才能出眾的尉官羅伯特?克萊夫(Robert Clive)阻截。1756年,一名印度官員奉法國人之命搶占了該公司位于加爾各答的交易站,他在交易站的地窖里囚禁并悶死了123名歐洲人,這被后世人稱作“加爾各答黑洞”(the black hole of Calcutta)??巳R夫率領一支3200人的軍隊前來報仇,他在普拉西戰(zhàn)役(the battle of Plassey)中打敗了一支4萬人的印度軍隊,主要是用炮彈將敵人嚇退。1759年,法國進攻馬德拉斯被打敗,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和孟買重回英國東印度公司之手。維多利亞時期的人認為“一個不留神”,大英帝國便萌芽了。這更是克萊夫的個人努力所致,而不是倫敦方面的部署的功勞。克萊夫后來被議會指控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他的回答是,考慮到他的成就,“我的天,主席先生,此刻我對自己的節(jié)制大吃一驚?!?/p>
1754年,英國在美洲大陸與法國產(chǎn)生摩擦,一個名叫喬治?華盛頓的年輕英國軍官進攻“新法蘭西”(New France)堡壘,然而進攻失敗了。該區(qū)域從加拿大經(jīng)由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向路易斯安那擴展,幾乎包圍美洲東海岸的13個“新英格蘭”殖民地。1758年,皮特在美洲重啟戰(zhàn)事,英國重兵開進俄亥俄山谷,占領法國領域,重要堡壘德奎斯尼(Dequesne)改名為匹茲堡。英國將軍詹姆斯?沃爾夫(James Wolfe)率兵沿圣勞倫斯河北上,于1759年占領法國殖民地魁北克。沃爾夫率兵趁夜色攀上被稱為“亞伯拉罕高地”(Heightsof Abraham)的毗連懸崖,從而一舉拿下此地,據(jù)說沃爾夫一邊走一邊背誦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的《墓園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Churchyard)。他在接下來的戰(zhàn)役中犧牲,用生命歌頌了格雷的詩句:“光輝的道路終通往墳墓?!辈贿^此時,法軍已經(jīng)被趕出加拿大大多數(shù)地區(qū)和如今的美利堅合眾國國土。
1759年是不可思議的一年,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表示“捷報頻傳,勝利鐘聲響個不停”。1760年,皮特的戰(zhàn)略打破了法國締造一個南起孟加拉、北至蒙特利爾的宏偉帝國的美夢。他利用海外作戰(zhàn)大敗四方,尤其是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從而在歐洲打擊法國勢力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據(jù)他說,他已經(jīng)“在萊茵河畔贏了加拿大”,并羞辱了那個一向比英國更遼闊、更富裕、更恢宏的國家。皮特的成就是對積極外交政策的精妙闡釋,這是英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篇章,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沃爾夫在魁北克之死。這場勝利標志著英國最終取代法國,成為北美洲的霸主。
1760年,喬治二世去世,他的繼承人不是先他死去的兒子弗雷德里克,而是他的孫子、時年22歲的喬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與其祖父一樣,新登基的喬治三世不喜歡皮特,認為皮特“心腸黑如蛇蝎”,之后皮特功成身退,便被摒棄一旁,成為一名壞脾氣的下議院普通成員,但同時也是一名深受民眾愛戴的戰(zhàn)士。1763年簽訂的《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肯定了皮特的成就,該條約承認不列顛是印度、加拿大和大部分西印度群島領土的主人。然而帝國的形成絕非輕而易舉,國債翻了一番,國家年度收入的利息損失了一半。
年輕的喬治三世曾在短時期內(nèi)不明智地試圖恢復斯圖亞特王朝的君主特權。他大言不慚地表示,他并不是德國移民,而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還與他的老導師比特伯爵(Earl of Bute)和羅金漢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一起組成了執(zhí)政班子。他以為自己可以像沃波爾一樣,通過操縱贊助對象搞定下議院。為了收拾皮特留下的經(jīng)濟爛攤子,喬治三世政府開始征收各種稅款和印花稅,其中印花稅遭到了美洲殖民地的強烈抵制,隨后還對玉米、紙和茶葉進一步征收關稅。這些苛捐雜稅旨在減輕國債壓力,但卻明顯損害了新殖民地的核心目標,那就是促進貿(mào)易發(fā)展。
18世紀中葉,工商業(yè)成為英格蘭發(fā)展的關鍵。18世紀初,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的總?cè)丝谟?00萬,到18世紀中葉已經(jīng)幾乎翻了一番。在工業(yè)革命的影響下,制造業(yè)生產(chǎn)力不斷增強;河運暢通,工廠拔地而起;運河的開鑿締造了新的運輸網(wǎng),產(chǎn)品自由流通。18世紀80年代,紡紗機、蒸汽機和鐵條的最初專利權到期失效。英格蘭新型黃金煤炭資源充足,在其推動下,珍妮紡紗機和蒸汽機的數(shù)量激增。大量產(chǎn)品需要不受歐洲政策影響的市場,換言之,需要一個帝國。
皮特隱退下議院,喬治三世在議會找不到一個凝聚力強的政黨或意見團體來組建政府。喬治三世如今不得不親自挑選大臣,而不是現(xiàn)成的由下議院推薦的大臣,他的內(nèi)閣每年一換,與他針鋒相對的皮特卻每日在倫敦街頭接受人們的歡呼。這種局面無法長久維持,1766年,喬治三世最終懇請皮特再度執(zhí)政。皮特此時身體抱恙,患有痛風,在下議院發(fā)言的時候,他經(jīng)常穿著厚厚的法蘭絨衣服,拄著拐杖。他同意出山,條件是他要以查塔姆伯爵(Earl ofChatham)的身份進入上議院。被譽為“偉大的下院議員”的皮特的這個要求令托馬斯?格雷驚駭不已,格雷稱其為“想不到如此偉人竟做出此等懦弱之事”。查塔姆伯爵很快變得消沉,深居簡出,一度曾躲在房內(nèi)數(shù)日不出,要旁人從門縫遞飯菜給他。兩年后的1768年,他以健康不佳為由辭職。
埃德蒙?伯克:愛爾蘭的激進主義者,他將議會議員(MP)定義為“代表”(representative),而不是“委派”(delegate)。
皮特下臺之時,與皇室或貴族贊助截然不同的平民政治開始顯現(xiàn)出來。1763年,米德爾塞克斯郡一名蠱惑人心的議員約翰?威爾克斯(John Wilkes)因抨擊政府被囚倫敦塔,具體事由是他抨擊“國王的演講”。他后來再度被選民們選為倫敦市市長,雖然議會予以否決,但卻得到了大法官等人的支持。皮特發(fā)表了著名演講,為約翰?威爾克斯作辯護,他認為,不論性格如何,威爾克斯都是“英國子民,他擁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是法律賦予的,也只有法律才能剝奪他的這些權利”。皮特表示,不受限制的權力“往往會侵蝕擁有這種權力的人的意志,我知道,諸位大人們,這是法律的終點,也是專制的起點”。威爾克斯隨后就職。此事令喬治三世憤恨不已,但卻鼓舞了倫敦市民。威爾克斯話鋒犀利,措辭巧妙。山明奇勛爵(LordSandwich)當著威爾克斯的面詛咒他遲早會“被絞死或染瘟疫而死”,威爾克斯回答道:“閣下,這要看我到底是擁抱你的原則還是你的情人?!?/p>
1774年,一名祖先來自愛爾蘭的年輕議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獲得了布里斯托爾的議席。他在新選民面前發(fā)表了演講,他認為議員的角色是民意的代表,而不是權力的委托人。他表示,議員“不是布里斯托爾的一員,而是議會的一員……他用他的判斷為你們負責;如果他盲從于你們的意見的話,他就背棄了為你們服務的初衷”。威爾克斯和伯克的激進主義確定了與政府相對立的議員權利,為19世紀的改革時代奠定了基礎。但在那之前,他們的激進主義接受了實踐的檢驗,與此同時,皮特所締造的新帝國的某個重要角落以驚人之狀迅速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