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齒不清的英美人士

口齒不清的英美人士

美國人對措辭比較嚴格，可以說他們對諸如necessary、immediate、dignatory、lavatory和laboratory一類詞的所有音節(jié)都一視同仁；另一方面，美國人也會在-ile中混入沒有影響的弱元音，比如fragile、hostile和mobile（除了infantile和mercantile），而英國人對此則有所顧慮。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兩國的語言都有一定程度的模糊化，只是模糊的方式不同而已。比如英國人用howjado代替how do you do；美國人則用jeetjet代替have you taken sustenance recently，用lesskweet代替in that case，let us retire to a convivial place for a spot of refreshment。

這種壓縮和混合單詞的傾向由約翰·達文波特（John Davenport）在1949年的《紐約人》雜志首次正式提出，他還風趣地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含糊語言（Slurvian）。在美式英語中，巴爾的摩（Baltimore）的含糊語已達到了極致，那里的人善于“咀嚼”最重要的元音、輔音和單詞的音節(jié)，并把它們轉(zhuǎn)換為口頭表述，使它們盡可能好地組合起來。

在巴爾的摩（當?shù)厝朔Q為Balamer），eagle被念成iggle；tiger是tagger；water是wooder；a power mower則是paramour；store變?yōu)閟tewer；clothes變成clays；orange juice成了arnjoos；bureau 成了beero。這些詞匯有助于外來人士理解當?shù)卣Z言，因為很多人會把巴爾的摩語誤認為是英語，巴爾的摩人也許天生就有這么一種特殊技藝，但不可否認的是，世界上其他人或多或少也有這方面的能力。

這些人達到了一種似是而非的境界，即含含糊糊地用元音說話，卻奇妙地成功表達了自我想法，而且速度還快得驚人。在一般的對話中，每分鐘應(yīng)包含300個音節(jié)，為了做到這點，我們要把氣逼上喉嚨、皺縮嘴唇、放平舌頭，絕不能像岸上小魚的魚嘴那樣。不僅如此，我們還要把每次送出的氣定形為各不相同的爆破音、摩擦音、喉音和其他的氣流干擾音，從而聽起來猶如連續(xù)模糊的聲音。音節(jié)、單詞和句子全混在一起，就像一幅淋過雨的水彩畫。

因此，要明白人家說什么就得懂得把這些“噪音”拆分為單詞，再由單詞組成句子，這才有可能以相同的方式作出回應(yīng)。假若回答是恰當而有趣的，對方定會發(fā)出一連串不自主的笑聲以示高興，還會伴隨急促的呼吸聲，就像心力衰竭一樣，這就表明我們的交談成功了。細想起來，談話其實也是一個挺奇妙的活動。

要做到成功進行交談其實也不是特別難，因為我們有能力迅速接收和理解口頭語言。如果我對你說：“豌豆和蘿卜，你喜歡哪一個？”在平均低于1/5秒的時間內(nèi)，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你已經(jīng)理解了問題，并考慮到兩種蔬菜各自的優(yōu)點并已考慮好答案。像這樣的過程我們每天要經(jīng)歷成千上萬次，而且通常還能夠以同樣的速度在對方完整提出問題前就把答案準備好。

作為傾聽者，我們要學會區(qū)分發(fā)音上的著重漸變。多數(shù)人只要稍微留神就能清楚地覺察出that's tough和that stuff、I love you和isle of view、gray day和Grade A間的差別，盡管這些發(fā)音非常相似?？墒?，精確的讀音有時卻成了難題，而缺乏直接的眼神交流的對話更是如此（面對面時還可以讀唇和觀察面部表情）。

每位新聞記者都有過一段由于誤聽鬧笑話的故事。記得我在英國南部一家晚報工作時，收到過一份讓人完全摸不著頭腦的報道，幾分鐘后，他們又寄來一份修改版本，上面寫著：在前一份報道中，crustacean應(yīng)該是Crewe Station。這下就清楚明白了。與之類似的，飛行員很難辨別five和nine，直到有人想出用區(qū)分度更高的fiver和niner，問題才得以解決。德語中也有類似的難題，直到引入了新詞zwo，zwei和drei才避免了混淆。

雖然我們在傾聽別人的談話時偶爾會犯錯，但聽卻是我們最能勝任的一件事。對比起來，講話卻是效率極低的一件事情。我們很清楚不能快速吐字的痛苦，了解首音誤置的尷尬，也有過說statistics和proprietorial這類詞時結(jié)結(jié)巴巴的經(jīng)歷。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我們說話的速度根本不可能比得上聽的速度。

因此，模糊發(fā)音就顯得特別必要。長期以來，我們一直都有把發(fā)音模糊化的傾向，比如讓某些字母不發(fā)音，或者讓幾個音連在一起而不用重讀，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ed的發(fā)音。在喬叟時代，helped的發(fā)音并不是現(xiàn)在的helpt，而是hel-pud，也就是兩個音節(jié)都清楚地發(fā)出來；到了莎士比亞時代，詩人則選擇其中一個以滿足詩歌節(jié)律的需要，如果寫的是helped則代表過去的讀法，如果是help'd則是現(xiàn)在的讀法。

這樣的發(fā)音變化已經(jīng)是語言的共同特點了，不過這些變化有時候需要上百年的醞釀，有時候卻沒命似地向前趕。所有語言都會不時地發(fā)生變化，而且還是毫無理由的。在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到大不列顛后不久，德語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分裂為高地德語和低地德語。[1]

德語的變化中，北部的居民開始用s's代替之前的t's，用f's代替p's。不過，這些變化發(fā)生得比較晚，沒對英語產(chǎn)生明顯影響。這也可以解釋現(xiàn)代英語和德語間的差異，比如英語的water和德語的wasser，英語的open和德語的offen。

而且這樣的變化并不僅存在于英語和德語中，拉丁語也經(jīng)歷了一系列漫長的變化。早在14世紀，拉丁語centum（100）的發(fā)音發(fā)生了各種變化，成為了現(xiàn)在法語的cent，西班牙語的ciento和意大利語的cento。正是發(fā)生了這種變化，羅曼語才得以興盛。

隨后，大約在喬叟時代，英國發(fā)生了所謂的“元音大變位運動”（這是最通用的叫法，盡管有時候帶有一定的誤導(dǎo)性）。歷史課本上對此次變位運動的討論有時候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在某一天人們突然改變了從前的發(fā)音方式，他們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發(fā)音了。事實上，這些變化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簡單，發(fā)音上的很多變化都反映出幾個世紀前在阿爾弗雷德大帝時代開始的變化，某些變化至今還在延續(xù)。（shove和move的發(fā)音有一天也可能會趨同，這倒也合乎情理。）

因此，盡管我們承認英語確實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但也不可否認畢竟是橫跨了兩代人才出現(xiàn)的。當喬叟在1400年逝世時，人們在單詞詞尾還有e的發(fā)音，但100年以后，不僅e沉默了，而且學者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曾經(jīng)有這樣一個事實。簡而言之，那些曾在歷史上驚心動魄的變化也不一定會被后人記住。

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人知道元音變位運動的緣由，查爾頓·萊爾德說得精辟：“不知道為什么，英國人開始喜歡把緊元音的發(fā)音部位前挪，長期下來，這一方式就被固定了，但人們卻不知道其中的緣故。”暫且不論原因是什么，在一段相對較短的時間里，英語的長元音（也就是查爾頓·萊爾德所說的緊元音）確實是徹底地改變了音值，而且看起來絕非偶然。到最后，每一個長元音都移到了口腔的前上部進行發(fā)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