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簡史 Victorian Dawn　維多利亞早期(1832—1868)

英格蘭簡史 Victorian Dawn　維多利亞早期(1832—1868)

1833年，威靈頓公爵就第一次議會改革無不諷刺地說道：“我這一生中還從未見過這么多可怕的壞蛋?！?833年議會同1640年長期議會一樣激進，不過其議會改革成果更為持久。格雷伯爵重組后的內(nèi)閣尊重新選民的選舉權(quán)，自由立法蔚然成風，歐洲各國一片嘩然。新內(nèi)閣廢除了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制，雖然奴隸貿(mào)易業(yè)已是非法行為。新內(nèi)閣限制工廠雇用13周歲以下的童工。濟貧法規(guī)定對窮人實施“院內(nèi)救濟”，不過管理體制極其嚴苛，催生了查爾斯?狄更斯的《霧都孤兒》一書。選舉自治市議會將腐敗的市營公司接管過來。1834年，托爾普德爾（Tolpuddle）“殉難者”因參與工會運動被驅(qū)逐到澳大利亞，輿論強烈要求判他們緩刑并遣返。政府滿足了公眾的要求。1834年，威斯敏斯特宮被燒成平地，這象征著舊秩序的終結(jié)，藝術(shù)家J.M.W.特納（J.M.W.Turner）用畫筆生動地記錄了這一幕。威斯敏斯特宮被建筑師查爾斯?巴里（Charles Barry）和奧古斯汀?皮金（Augustine Pugin）的垂直哥特式建筑取代，這種建筑是對舊式風格的緬懷。

特納描繪的舊議會大廈被焚毀的場景，該事件同樣標志著舊時代讓位于新時代。后來，此處重建為如今我們看到的由巴雷和帕金共同設計的哥特建筑杰作。

同年，格雷伯爵從首相職位上退休，3年后，和藹可親的墨爾本歡迎威廉四世時年18歲的侄女維多利亞（1837—1901年在位）登上王位。某天凌晨5點，維多利亞還正在肯辛頓宮的睡夢中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宮務大臣叫醒，兩人告訴了她威廉四世去世的消息。她剛換下女式睡衣，樞密院所有大臣就已經(jīng)集合在了一起。她性格活潑，聰明好學，當時身高只有4英尺11英寸（約合1.5米），她對墨爾本很是迷戀。墨爾本相貌英俊，妻子去世，他自封為女王的非正式秘書。墨爾本每天見她兩面，每周和她一起吃三次飯。維多利亞女王的傳記作者戴維?塞西爾（DavidCecil）寫道，維多利亞“情感上停留在女學生時期，她要尋找的是一位英雄，而不是愛人”。墨爾本恪盡職責，維多利亞對他言聽計從，他帶領她探尋憲法的種種奧秘，并促成了她和派頭十足的德國人撒克遜—柯堡爾族的阿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的美滿婚姻。他解釋說，照規(guī)矩，她應該向阿爾伯特親王求婚。

1830年，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的鐵路線路正式開通，標志著以交通工具革新引領的英國革命的開端。不到十年的時間，所有的大城市都由鐵路連接。

正如一些人所希望而另一些人所懼怕的那樣，改革的到來意味著更多的要求。1838年，一群激進分子公布人民憲章，超越改革法案的范圍，要求平等選區(qū)、男性普選權(quán)、無記名投票、議會每年召開，以及議員發(fā)薪。雖然憲章派舉行群眾大會，而且在某些人眼中是原生革命派的工人階級力量，但他們的領導者和議會支持者認為“人民憲章運動”是符合1832年改革法案精神的。在劇變和“立憲變遷”兩者的較量中，后者勝出。憲章派本身并不是極左的輝格黨人。1841年選舉后，托利黨執(zhí)政，羅伯特?皮爾擔任首相，他自稱“保守派”，這頗具有諷刺意味。皮爾是棉花商人的兒子，他做事認真，認為工業(yè)進步、海外貿(mào)易和政治改革是新型托利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834年，他在塔姆沃思（Tamworth）當著選舉人的面發(fā)表了一段著名的宣言，稱托利黨“為了生存必須改革”，必須“審查所有機構(gòu)，無論是政府機構(gòu)，還是宗教機構(gòu)”。皮爾采取了本質(zhì)上是反動性質(zhì)的議會立場，使其最終適合管理一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

工業(yè)革命的范圍已遠遠超越了18世紀的紡織制造中心產(chǎn)業(yè)，與科茨沃爾德（Cotswolds）和奔寧（Pennine）山脈的煤炭資源、鐵礦石和急流水動力息息相關(guān)。運輸是關(guān)鍵。19世紀30年代，鐵路開始作為貨運航線取代運河，集成制造業(yè)基地遍布英國中部地區(qū)和北部地區(qū)。19世紀40年代，“鐵路狂熱”掀起，鋪設了數(shù)千公里鐵軌，勞動力鋪設鐵路后，直接留在當?shù)剡M入工廠工作。從伯明翰到倫敦，坐火車只需一上午時間。國內(nèi)大部分地區(qū)很快可以每日購買到商品或收到郵件。新興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也許很糟糕，但原先的農(nóng)業(yè)人口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紛紛前往經(jīng)濟相對繁榮的地方生活。

經(jīng)濟社會革命的重要意義反映在皮爾執(zhí)政時期的重中之重：自由貿(mào)易。制造業(yè)需要國外銷路，也需要價格低廉的進口原材料和勞動力生活所需的便宜食物。關(guān)稅是進口和出口的敵人。兩位激進派實業(yè)家是皮爾這一偉大主張的擁躉，他們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約翰?布賴特（John Bright），兩人創(chuàng)立了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旨在降低糧食價格。1843年，《經(jīng)濟學人》（The Economist）首次發(fā)行，該刊創(chuàng)辦的初衷在于聲援兩人的這項運動?？撇嫉墙^不是托利黨人，他是和平主義者，強烈反對貴族統(tǒng)治。不過在自由貿(mào)易這個方面，城市激進主義和資本主義不謀而合。只有一些憲章派反駁道，自由貿(mào)易會用更低的工資欺壓窮人。

1845年，食品供應和食品價格成為關(guān)鍵所在，因為此時愛爾蘭的馬鈴薯歉收，一種眾人以為早已遠離不列顛群島的恐慌—饑荒卷土重來，到19世紀40年代末，已有100萬愛爾蘭人逃到美國，大多數(shù)人被趕進死亡籠罩的“棺材船”，疾病和饑餓是家常便飯。一些遠洋船上食品極其短缺，每趟竟有三分之一的逃荒乘客死亡，死者的尸體被拋進海里喂鯊魚。唯一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法就是廢除進口小麥稅，從而降低面包價格。在輝格黨人和激進分子的幫助下，皮爾于1846年成功廢除了1815年谷物稅。雖然此舉并未立刻見效，但食品平均價格在接下來30年內(nèi)降低了將近一半。

廢除谷物法對托利黨及其農(nóng)業(yè)利益的影響很快顯現(xiàn)出來。皮爾的政策也許從經(jīng)濟角度看是明智的，巧妙地將托利主義和新的商業(yè)利益聯(lián)系在一起，可是卻激怒了黨內(nèi)傳統(tǒng)主義者。一個名叫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年輕煽動家抨擊了皮爾，譴責皮爾之舉是“一位政黨領袖對其治下偉大政黨的蓄意破壞”。1846年夏天，托利黨就支持或反對廢除谷物法分裂成兩派，局面一片混亂，皮爾下臺，輝格黨人再度執(zhí)政，約翰?拉塞爾擔任首相。輝格黨在接下來20年內(nèi)一直處于統(tǒng)治地位。

19世紀中葉留給人的印象是英國處于漸進式變革狀態(tài)，遍及商業(yè)、文化、精神和建筑領域，這和一個世紀前“沃波爾和平時期”沒什么不同。1848年是歐洲的“變革之年”，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和波蘭等國君主紛紛被推翻。相比之下，英國差點引起政局動蕩的事件便是大批憲章派在肯寧頓公地（Kennington Common）集會，集會群眾乘三輛馬車將一份言辭懇切的請愿書上呈議會，不過被議會拒絕了。在倫敦另一端的不列顛博物館，卡爾?馬克思正在心無旁騖地起草《共產(chǎn)黨宣言》，與此同時，下議院眾議員通過了《公共衛(wèi)生法案》（PublicHealth Act）。

維多利亞女王和丈夫婚姻美滿，他們穿梭于溫莎、巴爾莫勒爾堡和他們最喜愛的位于懷特島奧斯本的鄉(xiāng)村別墅之間。與荒淫不堪的漢諾威王朝相比，維多利亞夫婦的生活平靜無瀾。阿爾伯特親王在奧斯本建造了一間瑞士小屋，孩子們在這兒學著料理家務和做園藝雜活，他們和普通家庭沒什么不同。一時間，瑞士小屋在不列顛遍地開花。倫敦郊區(qū)隨處可見灰泥露臺，富人們與歐洲大陸貴族和逃出歐洲動亂政局的知識分子來往密切。1851年，世界博覽會在海德公園舉辦，組織者即為阿爾伯特親王，旨在向世界各國展示，不列顛不是鄉(xiāng)村田園，而是一個自信滿滿的工業(yè)貿(mào)易大國。不列顛的新面貌在國家文化領域也有所反映。小說家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Trollope）描寫了金錢政治死氣沉沉的現(xiàn)狀，明確支持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

不同于漢諾威王朝的廉價華麗，維多利亞女王和艾爾伯特重新建立起王室的形象，將婚姻幸福作為“維多利亞價值觀”的核心。

查爾斯?狄更斯對變革的看法不同，他呼吁關(guān)注尚未被變革觸及的人們的需要。他在公眾集會上發(fā)表演講，將演講所得捐給無家可歸人士收容所。政治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OnLiberty）一書中論述了國家和個人自由之間業(yè)已改變的界限，提醒人們提防“多數(shù)人暴政”，并強調(diào)了積極參與民主的重要性：“一個人的作為可能給別人帶來傷害，他的不作為也同樣如此?！本瓦B牛津和劍橋也掀起了一場福音運動，使英國國教從喬治時期的萎靡狀態(tài)中振作起來。教堂建筑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其蓬勃之勢是15世紀以來所未見的，肅穆的哥特式尖塔俯視著成排的古典風格別墅。19世紀50年代末，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挑戰(zhàn)宗教教條之作，教會受到了猛烈沖擊。達爾文將科學探究方法應用到自然界，這是工業(yè)領域力學發(fā)現(xiàn)的真實寫照。就連藝術(shù)也變得富有爭議性，奧古斯汀?皮金和藝術(shù)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抗議英國新貌丑陋異常，宣揚重拾中世紀時期的價值觀和技藝。英國蓬勃發(fā)展，創(chuàng)新性觀點層出不窮。

拉塞爾時任首相，不過英國當時政治上的主導人物是非同凡響的帕默斯頓（Palmerston，又譯巴麥尊），他是外交大臣，職業(yè)生涯貫穿19世紀30年代以及1846年至1851年。在任時期，他一人獨攬外交大權(quán)，很少請教同僚們的意見。他長期被視為海外“自由干涉主義”（liberal interventionism）的先驅(qū)。1848年，他在下議院發(fā)表了長達5個小時的演說，表示：“英格蘭的真正政策……是推廣正義和公義，并以節(jié)制和謹慎的態(tài)度追求這一事業(yè)，不是成為這個世界的空想家，而是著重用道德制裁和支援手段維護正義?！?850年，他派英國海軍攻打雅典，名義上是為受傷的直布羅陀人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報仇，聲稱“英格蘭銳利的眼睛和強有力的臂膀”應該永遠保護英國子民，一如古羅馬時期那樣。帕默斯頓支持歐洲大陸的革命事業(yè)，他將“炮艦外交”運用得爐火純青；與此同時，他使英國遠離歐洲爭端，并和查塔姆一樣把精力集中在皇家海軍和帝國安全上。他還非常愛國。有一次，一個法國人想恭維他，表示如果自己不是法國人的話，會希望做一個英國人，帕默斯頓的回答是：“如果我不是英國人的話，我會希望自己做個英國人?！?/p>

帕默斯頓不是一個有團隊精神的人，他制定政策時我行我素，不為同僚所容。1852年，他被調(diào)到內(nèi)政部。在供職內(nèi)政部的兩年時間內(nèi)，他繼續(xù)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他進一步限制童工工作時間，推廣疫苗接種、潔凈空氣、監(jiān)獄改革和教養(yǎng)院。他沒有直接參與不得人心的克里米亞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始于1853年，不過他主張采取強硬措施以土耳其的名義遏制俄國擴張。對不列顛而言，這場戰(zhàn)爭的收獲微乎其微，主要標志是《泰晤士報》呼吁進行軍隊改革，以及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所提倡的改善護理條件。詩人坦尼森（Tennyson）在《輕騎隊之戰(zhàn)歌》（Charge of LightBrigade）中將這場戰(zhàn)場的慘敗轉(zhuǎn)化為輝煌的詩句，不過一項針對政府戰(zhàn)爭行為的調(diào)查結(jié)果非常糟糕，政府面目無光，輝格黨首相阿伯登勛爵（Lord Aberdeen）不得不辭職。1855年，維多利亞女王邀請帕默斯頓所有同僚組成政府，不幸被所有人拒絕，之后帕默斯頓出任首相一職。維多利亞女王極不喜歡帕默斯頓，認為他是一個無情的自由思想家和不講原則的“搗蛋鬼”。的確，他是一位無情的自由思想家，卻不是一個不講原則的搗蛋鬼。

拿燈的婦女（The ladywith the lamp）：弗洛倫斯?南丁格爾通過自己在克里米亞地區(qū)的不懈努力，推動了醫(yī)療護理事業(yè)的進一步改革。

帕默斯頓的貴族輝格黨主義理論匯集了伯克、?？怂?、格雷、墨爾本、拉塞爾和1932年那一代人的觀點之大成。1859年，他參加了圣詹姆士俱樂部的集會，一群輝格黨人、皮爾追隨者和激進分子決定成為自由派。現(xiàn)場的主導人物是年輕的財政大臣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Gladstone），他品格高尚，是利物浦一位商人之子。格萊斯頓曾是皮爾派托利黨人，起初反對1832年《改革法案》并維護奴隸制，不過他現(xiàn)在一心想轉(zhuǎn)換政治立場。1852年至1855年，他擔任大法官，如今他再度出任大法官長達7年（1859—1866年在任），并在任上致力于提高稅收和中止政府借貸。他認為，在和平時期，“若非極其必要，否則政府不該借貸”。在皮爾自由貿(mào)易政策的基礎上，他減少關(guān)稅稅項，從419項降至48項，廢除了原先對新聞用紙征收的“知識稅”。他還致力于降低糧食價格，被譽為“工人早餐英雄”。

輕騎兵旅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的進攻，充分顯示出英國人反敗為勝的軍事才能。

帕默斯頓雖是一名堅定的廢奴主義者，但他卻在1861年至1865年美國內(nèi)戰(zhàn)期間選擇站在南部聯(lián)盟一邊，他這么做主要是因為，一者他本人厭惡美國北方各州盛行的反英情緒，二者擔心美國南方的棉花出口。格萊斯頓也選擇支持南方。不過這種支持并沒有演變成戰(zhàn)爭。1865年，帕默斯頓死于任上，在他執(zhí)政的20余年內(nèi)，不列顛境內(nèi)一片安寧繁榮的景象。之后上了年紀的拉塞爾接替出任首相。拉塞爾是1832年原始改革法案的發(fā)起人，而他上任后一心要推動改革。政治改革重新回到政治舞臺中央，和19世紀初一樣，這受到了海外改革的激勵，譬如意大利的加里巴爾迪（Garibaldi）和美國的林肯。1866年，拉塞爾向議會提交了一項公民選舉權(quán)法案，這正合憲章派的心意，該法案主張選取平等以及給予所有擁有技術(shù)性工作和穩(wěn)定家庭的成年男子選舉權(quán)。如果該法案通過的話，選民數(shù)量將翻一番，增至大約200萬，而且實行選民登記后，操縱選票也相應變得更加困難或更加昂貴。反過來，這會減少有土地者贊助，并加強政黨組織的作用。屆時公意將開始擺脫當?shù)毓杨^領導者的束縛，為廣大公眾所掌握。

事實證明，該法案在下議院被否決，拉塞爾和他所領導的政府下臺，讓位給以德比勛爵（Lord Derby）為首的托利黨人，迪斯雷利擔任下議院領導人。19世紀30年代事件重演，倫敦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改革游行。海德公園的一次抗議集會規(guī)模不小，警察叫來軍隊幫忙才將人群驅(qū)散。托利黨人驚恐不安，于1867年8月匆匆忙忙地通過了拉塞爾的舊法案。這一次換迪斯雷利遭受指責，被［羅伯特?塞西爾，未來的索爾茲伯里勛爵（Lord Salisbury）］認為“這是一場政治背叛，是議會編年史上前所未有的”，用詞幾乎和迪斯雷利曾經(jīng)批評皮爾的話一模一樣。不過如果迪斯雷利覺得自己已經(jīng)挫敗了自由派，將會在下次選舉時得到新選民的支持，那他就大錯特錯了。在1868年改革后的首次選舉中，迪斯雷利所屬的托利黨落敗，格萊斯頓勝出并出任首相。這為其后的諸神之戰(zhàn)打好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