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語言使用者，就會產(chǎn)生多少種方言

有多少語言使用者，就會產(chǎn)生多少種方言

在紐約之外，地方口音還以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為當(dāng)?shù)厝怂?。在瑪莎葡萄園（Matha's Vineyard），最早那兒的人們把house和loud都念成h?us和l?oud。隨著旅游業(yè)的興起，美國其他地區(qū)的人讀house時的發(fā)音傳到了這個小島，這造成了一段時期內(nèi)幾乎再也聽不到house原來的發(fā)音。不過，據(jù)特魯吉爾（Peter Trudgill）在《社會語言學(xué)》（Sociolinguistics）中提到的，原來的那種特殊發(fā)音又重新被使用，尤其是那些先前離島外出工作又返鄉(xiāng)的人，他們以舊有的口音來區(qū)分自己和島外人。

方言有時就像口令。北愛爾蘭人對于口音非常留意，因為他們可以依此來判斷對方的宗教信仰。如果口音聽起來是從北唐或者東貝爾法斯特來的，他們就會判定講話者是清教徒；如果這個人聽起來有南阿爾瑪或者西貝爾法斯特的口音，愛爾蘭人就會辨別出他是天主教的信徒。其實，他們之間口音的差別很小，西貝爾法斯特的人更可能把that說成thet，而東貝爾法斯特的hand 聽起來像hahn。不過，這也不一定完全準(zhǔn)確。

實際上，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發(fā)音上唯一比較正確的區(qū)別是發(fā)第八個字母h時，清教徒發(fā)成aitch，而天主教徒發(fā)成haitch。《英語的故事》（The Story of English）一書曾提到，愛爾蘭共和軍和北愛爾蘭防衛(wèi)團(tuán)曾經(jīng)通過這個區(qū)別來識別俘虜?shù)纳矸荩贿^這是否屬實還有待證實。因為如果一個俘虜了解到某個音節(jié)的發(fā)音事關(guān)生死，那么他一定會非常小心地來發(fā)這個音。

方言不只反映地域上的區(qū)別，也反映職業(yè)、種族和階層的不同。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方言的種類會因為家庭的不同而不同，甚至一個在一個家庭里也會產(chǎn)生不同的方言。所以，我們可以推理出有多少語言的使用者，就有多少種方言。正如馬里奧所言，在任何語言中，都找不出兩個人可以以相同方式發(fā)同樣的音。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可以通過聲音來識別他人?？傊?，我們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獨(dú)特的方言。

一個國家的方言發(fā)展速度可能十分驚人。澳大利亞成為殖民地不過短短一個世代，到澳洲旅游的觀光客能聽出他們的獨(dú)特口音。勞德（Afferbeck Lauder）在《讓我們來說澳洲話》（Let Stalk Strine）一書中，風(fēng)趣地贊揚(yáng)了澳洲口音。本書中收錄的詞條包括：氣象播報員常用的scona rine（It's going to rain，將有雨）、dimension（don't mention it，不用謝）等。勞德還提到其他澳洲英語，比如Emma chisit，即（How much is it）多少錢的意思，而Emma necks就是（ham and eggs）火腿蛋的意思。

澳洲英語和美式英語最相像的地方是澳洲各地的語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偶爾，澳洲全國在用詞方面會有少許差異，比如a tub of ice cream（一桶冰激凌）中的量詞tub在新南威爾士也被叫做bucket，而在維多利亞卻被稱為pixie，不過能找出的差異也就這個了。所以，方言與國土大小以及人口分布的密度是沒有什么關(guān)系的，但是和文化認(rèn)同因素卻非常相關(guān)。

1788年，第一批英國大陸移民來到澳洲植物灣（Botany Bay），他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到處都是從未見過的動植物以及特有的地理景觀。語言學(xué)大師杰斯伯森因此寫道：“如果這是史上第一次需要大量創(chuàng)造新詞的時期，那么可能一點(diǎn)也不夸張。”澳洲人從原著居民那里學(xué)會了很多詞，又創(chuàng)造了大量新詞，比如billabong用來指高含鹽的死水潭，didgeridoo是一種喇叭，bombora是一種可通航但是有危險礁石的水域，還有boomerang（回力棒）、koala（考拉）、outback（內(nèi)地）、kangaroo（袋鼠）等。

澳洲的新居民在創(chuàng)造俚語方面也很有創(chuàng)意，比如tucker（食品）、slygrogging（私藏的酒）、bonzer（極佳的）、nong（傻瓜）、having the shits（急躁的）以及technicolor yawn（嘔吐）等。有些新詞的出現(xiàn)其實就是舊詞的縮減版，比如postie表示postman、footy表示football、arvo表示afternoon、roo表示kangaroo、compo表示compensation。

當(dāng)然也有一些是“澳洲制造”，比如scarce as rocking-horse manure（非常罕見）、about as welcome as a turd in a swimming pool（極不受歡迎的）、don't come the raw prawn（別想騙我）以及rattle your dags （快點(diǎn)走）。

雖然歷史上澳洲和英國淵源深厚，但在語言上澳洲不僅受到了英國的影響，也受到了美國的影響。在澳洲，人們把餅干稱為cookies，而不是biscuits；政客競選叫run for office，而英國用stand；旅行車叫station wagon，而不是estate cars；銀行收納員叫teller，而不是cashier；褲腳上的翻邊叫cuffs，而不是turn-ups；郵件稱為mail，而不是post；包扎傷口用Band-Aid，而不是plaster。另外，澳洲人拼寫的很多單詞都是美式的，比如把labour拼寫成labor；而最耐人尋味的，莫過于澳洲的貨幣是dollar，而不是pound。

加拿大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他們的語言也呈現(xiàn)出相當(dāng)比例的混合性，比如保留了英語中的tap（水龍頭）、 scones（英式松餅）、porridge（粥）、zed（英文字母z，加拿大人和英國人把英文最后一個字母z讀成zed，美國人則讀zee）。另一方面，有一個詞大多數(shù)英國人都不熟悉，即riding，在美語中這個詞可以表示一個行政區(qū)。據(jù)說，加拿大有一萬個方言詞，比如skookum（味道濃烈的）、reeve（市長）等，雖然這些詞只在加拿大小范圍內(nèi)使用，但仍有很多加拿大人不知道這些詞。

在英語國家中，英國是方言最多的國家了。羅伯特·克萊本（Robert Claiborne）所著的《我們豐富的母語》（Our Marvelous Native Tongue）一書中曾提到，英國的方言至少有13種。馬里奧認(rèn)為英國有40多種方言：蘇格蘭有9種、愛爾蘭有3種、英格蘭和威爾士則有30種，但是即使這樣也可能低估了方言的數(shù)量。如果我們根據(jù)地域來劃分方言，那么毫不夸張地說，英國的方言多如其境內(nèi)的丘陵和山谷。單在英格蘭北部的6個郡中，其面積大約是緬因州那么大，house這個詞就有多達(dá)17種不同的發(fā)音。

《賣花女》（Pygmalion）中的希金斯教授，吹噓自己可以判斷倫敦方圓3公里，甚至是兩條街內(nèi)居民的明確住處。不過，有人比他還要自信，大多數(shù)的倫敦人可以判斷一個人是從泰晤士河的北部還是南部來的，而對倫敦以外的地區(qū)，他們可以判斷得更為準(zhǔn)確。

我住在約克郡的山谷，這個山谷長8公里，但是那兒的居民卻可以通過口音判斷一個人是來自山谷哪頭。在附近的村子中，一半村民屬于約克郡，一半村民屬于蘭開夏郡。那兒的村民甚至可以分辨一個人出生在街道的哪邊。這么說可能多少有點(diǎn)夸張，但是約克郡的人肯定可以立刻分辨哪個人來自布拉福，哪個人來自利茲，盡管這兩座城市的距離很近。

英語在某些地方的方言很有地方色彩。在《信任英國人》（Trust an Englishman）一書中，諾勒（John Knowler）提到他認(rèn)識的一個人，這個人每次發(fā)r音都很怪，他以為這個人有語言障礙，直到他有機(jī)會去那個人童年居住過的地方，那是一個地處諾森伯蘭郡的偏僻村莊，那個地方每一個人發(fā)r音都很怪。